《何日君再來》是一部充滿愛情和戰(zhàn)爭元素的電影。故事發(fā)生在六年前,主人公梁森離開了他心愛的梅伊,前往后方參加地下黨。梅伊則成為了一名夜總會歌女。1941年,梁森和他的革命同志重返上海公共租界,目睹了五個日本和尚被殺害的場景。而這背后的幕后指使者竟然是日本人白川。梁森隨后來到夜總會,與白川展開了激烈的搏斗,最終白川被殺,梁森也受傷。在養(yǎng)傷期間,梁森與梅伊重逢,舊情復(fù)燃。然而,白川之死加劇了租界內(nèi)的矛盾,特務(wù)頭子鐵澤民對地下黨展開了追捕。這部電影以其扣人心弦的劇情和精彩的動作場面吸引了觀眾的目光。愛情和戰(zhàn)爭的交織讓故事更加復(fù)雜而引人入勝。梁森和梅伊之間的感情令人動容,觀眾為他們的命運擔(dān)憂。戰(zhàn)爭的背景也為整個故事增添了緊張和危險的氛圍。演員們的精湛表演也值得稱贊。總的來說,《何日君再來》是一部令人難以忘懷的電影。它將愛情和戰(zhàn)爭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給觀眾帶來了一場感人至深的觀影體驗。無論是劇情的發(fā)展還是演員的表演,都展現(xiàn)了電影制作的高水準(zhǔn)。如果你喜歡愛情和戰(zhàn)爭題材的電影,那么這部電影絕對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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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何日君再來》分兩天看完,頭一天看了一小時,覺得不過爾爾,第二天看完,不禁淚流滿面。
這個時候挑這部片子看,自然有紀(jì)念梅姐的意思。然而即使不帶私心地看完全片,給人印象最深的也還是梅姐的表演。一開場的歌舞先聲奪人,舞女角色對歌手出身的梅姐來說,自然駕輕就熟。妖嬈而大氣的臺風(fēng)乍現(xiàn),立即把全場所有其他演員的風(fēng)頭都壓了下去(當(dāng)然除了曾爺,呵呵)。此后劇情徐徐展開,梅森跌宕起伏的人生經(jīng)歷也一一浮現(xiàn),從學(xué)生時代情竇初開,到混跡風(fēng)塵的成熟妖嬈,重遇舊情人時的猶豫與渴望,掙扎在日軍鐵蹄下的無奈與不甘,一直到最后洗凈鉛華的日本家庭主婦形象,梅姐演來無一不絲絲入扣。
最扣人心弦的表演,我認為有兩處。一是劇中唱《何日》的一段蒙太奇鋪陳,梅姐把梅森一邊身懷六甲盼情人,一邊在日軍的威逼下忍辱負重的處境刻畫得真切感人,霑叔的詞曲在梅姐沉郁動人的歌喉演繹下,猶如一聲聲嘆息,讓人忍不住放聲一哭,既是為了國家,更是為了沒有國家保護的女性。二是片末梅森拒絕舊情人的一場戲,兩分鐘的漸近鏡頭,梅姐把人物內(nèi)心從心如止水到情難自已哭出聲的轉(zhuǎn)變演得極富感染力,讓人想起她在《川島芳子》中最后“行刑”一場的精彩表演。
梅姐的演技,至少和她的歌藝一樣出眾。那種孤高豪邁的大將之風(fēng)和溫柔婉轉(zhuǎn)的小女子意態(tài)居然可以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個人身上,現(xiàn)在想來,真的仿佛是世間不該有的傳奇。
影片的其他角色也一樣生動。吳家麗扮演的小媽乍看是忍不住春心寂寞的放蕩婦人,勾搭上漢奸還有賣國求榮的嫌疑,然而面對鋤奸隊的槍口她挺身而出,可見心中也有真情。徐少強演繹的76號漢奸頭子陰險毒辣,然而在最后關(guān)頭依然還是愿意為保護過自己的女人犧牲。曾江扮演的老板仗著美國護照和人脈八面玲瓏,最終仍不免慘死獄中。野口癡情單純,并且不贊成武力侵華,但是談到國家利益的時候也毫不猶豫,堅持“中國應(yīng)該被日本統(tǒng)治”(形象比那個什么叫“角川”的學(xué)生兵真實可信多了)。梁家輝扮演的男主角看似單純的熱血青年,可是影片也沒有將他符號化。面對愛情和親情,他滿心糾結(jié),對自己執(zhí)行的潛伏破壞任務(wù),他不無懷疑和憎惡,還放棄使命放走了梅森和野口。最后討還親人一場戲,國家的命運與個人的悲劇交織到一起,“難道我有得選擇么?難道我沒有選擇的權(quán)利么?”,一下將劇力抬高兩層樓。
可以說,每個角色身上都有著豐富的人性,不可以黑白一言蔽之。這些不被充滿“中國人”、“日本人”、“漢奸”和“愛國者”等政治概念的史書承認的人性,卻正是上海孤島時期的眾生相。
影片制作很花了些心思,美工出身的區(qū)丁平在還原舊上海時代氛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弄堂、評彈和花樣混雜的十里洋場頗具信服力,燈光也很考究。誠如大波所言,港片因為場景捉襟見肘,所以鏡頭不免局促瑣碎,但是也自有一份意趣在。劇中的打斗場面沾了香港動作傳統(tǒng)的光,也挺有觀賞性,不過漢奸間諜組織出動火箭炮未免無稽,連日本正規(guī)軍都未必有這樣的裝備。
91年香港影壇,依然還是新武俠和英雄片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然而重新書寫歷史的潮流也在悄悄萌動。《川島芳子》、《等待黎明》、《何日君再來》這樣的電影一般被歸于“文藝片”,其實是香港影人重新尋找自身定位,欲對本土文化源流有所言說的野心之作。我前幾天說過,香港代表的,是中國文化中沒有被一種“主義”清洗過的草根層面。香港電影中的史觀,諸如《少女慈禧》、《川島芳子》之類,往往讓我們覺得陌生,其實正是中國傳統(tǒng)戲文中的精神——人情第一,大義其次。無論《昭君出塞》還是《六郎探母》,觀眾為之感動的都是其中親情人倫的部分,而不是什么“國際主義精神”和“民族大義”。這樣的精神乍看似瑣碎,實在是人本,反而比什么“主義”都更具有普世性。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人道主義的差距,其實并不那么遠。
《何日君再來》中,有一個鏡頭特別讓我難以忘懷,那就是梁家輝在1946年赴日尋找梅森,在一個車站辦公室內(nèi)找到了當(dāng)年被自己打瘸腿的野口。兩個情敵隔門對望,本來是多有戲劇張力的時刻啊!可是導(dǎo)演卻讓攝影機退了出來,從辦公室沿著開始進入的路線退到車站門口,將抱著孩子的媽媽、維持秩序的乘警、打著綁腿的傷兵各色人等一一收入鏡中,既刻畫了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又展示了老百姓的人情之美,兩個男人之間的空白,一下就被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充實了,正所謂不著一字而盡得風(fēng)流。比某些跟著個小日本兵瞪大眼睛沒完沒了欣賞慘劇的“反戰(zhàn)電影”不知高明多少。
現(xiàn)在來看《何日君再來》,讓人在為劇情感動的同時,也在感慨那種兼容并包的歷史觀和文化氛圍的逝去。現(xiàn)在我們的銀幕上,無論《建國大業(yè)》還是《南京南京》,充斥的都是一些從概念出發(fā)的刻板人物,只不過調(diào)子不同而已。回歸后,香港電影失去的,遠遠不只是黑幫電影中的幾個刪節(jié)鏡頭,而是一整套看待歷史和人生的傳統(tǒng)草根視角。這類“俯下身來,將心比心看歷史”的港片傳統(tǒng),港片北上之后已經(jīng)斷絕。在2007年的《色·戒》被和諧事件之后,更是不可能被重新拾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