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對電影《惡魔之浴》的影評：《惡魔之浴》是一部驚悚、恐怖、歷史題材的電影。電影背景設(shè)定在1750年的上奧地利，一幅陰郁的森林吞噬了陽光，一座小山頭上的縊死女尸成為了電影的開端。女主角艾格尼絲，一個深具宗教情感且極度敏感的女子，對這個死者既抱有憐憫，又懷有對丈夫沃爾夫所處世界的陌生感和渴望。這是一個充滿工作、瑣事和期待的情感冷漠世界。艾格尼絲逐漸陷入自我封閉，內(nèi)心的囚籠愈發(fā)壓抑，憂郁情緒愈發(fā)沉重。似乎，她唯一的出路似乎只在于一次震撼的暴力行動。電影的劇情發(fā)展緊湊，懸念重重，恐怖元素和情感元素交織，讓人不禁為艾格尼絲的命運揪心。角色的心理描繪深入，每個動作、每個表情都揭示了角色的內(nèi)心世界。音效、視覺效果也十分出色，為電影增添了更多的緊張感和神秘感。總的來說，《惡魔之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電影，它不僅帶給我們驚悚、恐怖的體驗，更讓我們思考人性的復(fù)雜和生活的無奈。我給它打出8.5分的高分。

這篇影評可能有劇透

作者：卡特林·特拉特納（Kathrin Trattner），德國不來梅大學(xué)宗教學(xué)與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傳播與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博士后），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宗教、文化與媒介（特別是游戲與電影）。

原文刊載于奧地利《標準報》（Der Standard）“宗教學(xué)博客”專欄，鏈接為https://www.derstandard.de/story/3000000214413/die-religionsgeschichtlichen-hintergruende-von-des-teufels-bad

原文作者與譯者對本片的評價互無相關(guān)性。翻譯未經(jīng)原文版權(quán)方授權(quán)且疏漏頗多，謝絕直接引用。

18世紀中葉的上奧地利地區(qū)（Ober?sterreich），一位手捧嬰兒的婦女站立在瀑布邊緣，親吻、撫摸著小生命。只要觀看過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新作《惡魔之浴》的預(yù)告片，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后會發(fā)生什么。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講述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現(xiàn)象：在啟蒙運動初期，特別自1650年起，德語區(qū)頻繁發(fā)生被18世紀法學(xué)家稱為“間接自殺”（mittelbarer Selbstmord）的案件，即謀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處決，從而逃脫直接自殺所帶來的永世詛咒（ewiger Verdammnis）。在 400 多起有檔案留存的案件中，相當數(shù)量涉及女性，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

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的第三部長片再次突顯了母親身份/母性（Mutterschaft），而這一主題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晚安媽咪》中已發(fā)揮了主導(dǎo)作用。《惡魔之浴》的靈感源自一期播客節(jié)目，后歷經(jīng)十年的不斷發(fā)展。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電影節(jié)榮膺銀熊獎，近期又在奧地利對角線電影節(jié)（Die Diagonale – Festival des ?sterreichischen Films）上收獲頗豐。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僅在于馬丁·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攝影技術(shù)以及安雅·普拉施格、瑪利亞·霍夫斯塔爾和達維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更在于其中對宗教史與法制史學(xué)術(shù)研究的密切關(guān)注。

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年輕的Agnes（安雅·普拉施格飾）。她在新婚丈夫Wolf（達維德·沙伊德飾）的生活圈子里備受冷落。那是一個沒有溫情的世界。在強勢婆婆（瑪利亞·霍夫斯塔爾飾）的注視下，Agnes日復(fù)一日地辛勤工作。而她作為年輕女性的敏感和虔誠卻無法得到理解。Agnes逐漸脫離現(xiàn)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最后她發(fā)現(xiàn)無路可走，只能面對與那位被處決者相同的結(jié)局，成為山坡上陳列著的另一座戒碑。

歷史學(xué)者凱茜·斯圖爾特（Kathy Stuart）的研究在《惡魔之浴》的歷史考據(jù)部分發(fā)揮了核心作用。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殺：犯罪、罪過與救贖》（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1] 談及了上奧地利的埃娃·利茲費爾納（Ewa Lizlfellner）案，而《惡魔之浴》在很大程度上改編自該事件。根據(jù)上奧地利州檔案館的法庭文件，1761年11月，上奧地利地區(qū)年輕女農(nóng)民埃娃·利茲費爾納將一名兩歲的男童扔進了特勞恩河（Traun）的湍流里。隨后，她供認了自己的重罪，并要求被處決。該檔案還顯示，利茲費爾納幾個月以來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不愿繼續(xù)活下去。[2]

這些現(xiàn)象在18世紀也被稱為“因厭倦生命而謀殺”（Mord aus Lebens-überdruss）。[3] 斯圖爾特則使用“代理自殺”這一概念，以強調(diào)該重罪的交易屬性。[4] 這些謀殺的實施都基于特定意圖，即“賺取”（殺人者）自身的死亡。斯圖爾特認為，孩童是最常見的受害者，因為（人們）相信，尚無罪過的孩童在往生后必能得到救贖。與直覺相悖的是，謀殺無過錯孩童并因此被處決在罪過上比自殺更輕。自教皇奧古斯丁（Kirchenvater Augustinus）將自殺與《圣經(jīng)》第五誡“你不可謀殺”建立直接關(guān)聯(lián)起，自殺就被天主教教義視為大罪（Todsünde）。

利茲費爾納行為背后的邏輯在于懺悔的可能性。正如斯圖加特的解釋：“無論所犯之罪多么令人發(fā)指，懺悔都會帶來赦免。這種處決儀式的宗教框架意味著可憐的罪過之人的死是一種善終（a good death），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論中的受祝福之死（a blessed death）。” [5] 自殺將招致永世詛咒，因為犯下此種大罪者已無法懺悔。“間接自殺”則提供了獲得救贖的可能性。

斯圖亞特在書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區(qū)。在新教地區(qū)，這類出于自殺意圖的孩童謀殺案件甚至出現(xiàn)得更早，且留有更多的檔案記錄。[6]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案件都是在獵巫（Hexenverfolgung）接近尾聲或結(jié)束后才逐漸出現(xiàn)的。斯圖爾特認為：“當法院不再被獵巫工作占據(jù)后，這些基督徒新實施的儀式謀殺案才重新出現(xiàn)在案卷中。獵巫的敘事為自殺式孩童殺手提供了文化模板。” [7] 盡管此時歐洲的獵巫已基本結(jié)束，但其歷史與自殺式孩童殺手的歷史密不可分。

一方面，殺嬰往往被歸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會宣布為敵視基督教的人群，比如猶太人。另一方面，正如斯圖爾特所解釋的那樣，在歐洲獵巫的過程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間接自殺現(xiàn)象。直到17世紀末，自我供認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致處決的一種方式。然而，根據(jù)斯圖亞特的說法，這些非暴力的間接自殺在17世紀晚期漸趨被出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所取代，這主要是因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沒有證據(jù)的自我供認。[8] 而一名被謀殺的孩童則無論如何都是可招致處決的確鑿證據(jù)。

盡管處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并非純粹的女性現(xiàn)象，但受其影響的女性卻不成比例（得高）。檔案記錄顯示，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斯圖爾特指出，從16世紀中葉開始，女性尤其受到“來自威權(quán)一方的嚴格社會規(guī)訓(xùn)” [9] 。因此，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很少受到關(guān)注的“代理自殺”現(xiàn)象，是宗教教義、對抑郁情緒強烈的文化敵意 [10] 和普通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等因素）以極其復(fù)雜的方式相結(jié)合（后的產(chǎn)物）。[11]

《惡魔之浴》的歷史考據(jù)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代理自殺”的案例。正是對歷史細節(jié)非比尋常的熱愛，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別，同時又如此壓抑。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如做飯時的祈禱主禱文作為時間刻度，也是營造黑暗歷史時期氛圍感的重要基石。在《惡魔之浴》中，弗蘭茨和費奧拉不僅講述了一個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鮮為人知的現(xiàn)象，還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切入角度。通過這種方式，她們讓“農(nóng)民階級中的女性 – 在那個時代中不被看見和聽見的人 – 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12]

[1]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 culture and violenc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2]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74.

[3] Jürgen Martschukat, "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 Er?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Mord aus Lebens-überdru?" und Todesstrafe im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 Nr. 1 (2000): 53–74.

[4]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8.

[5] Ebd., 18 f.

[6]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 Nr. 3 (2008): 413–445, 421.

[7]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33.

[8] Ebd., 37.

[9]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 https://filminstitut.at/wp-content/uploads/2020/07/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pdf

[10] Lyndal Roper, Witch Craze: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Cumber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3.

[11]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445.

[12] Berlinale, "Des Teufels Bad", https://www.berlinale.de/de/2024/programm/202406824.html

作者：卡特林·特拉特納（Kathrin Trattner），德國不來梅大學(xué)宗教學(xué)與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傳播與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博士后），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宗教、文化與媒介（特別是游戲與電影）。

原文刊載于奧地利《標準報》（Der Standard）“宗教學(xué)博客”專欄，鏈接為https://www.derstandard.de/story/3000000214413/die-religionsgeschichtlichen-hintergruende-von-des-teufels-bad

原文作者與譯者對本片的評價互無相關(guān)性。翻譯未經(jīng)原文版權(quán)方授權(quán)且疏漏頗多，謝絕直接引用。

18世紀中葉的上奧地利地區(qū)（Ober?sterreich），一位手捧嬰兒的婦女站立在瀑布邊緣，親吻、撫摸著小生命。只要觀看過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新作《惡魔之浴》的預(yù)告片，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后會發(fā)生什么。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講述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現(xiàn)象：在啟蒙運動初期，特別自1650年起，德語區(qū)頻繁發(fā)生被18世紀法學(xué)家稱為“間接自殺”（mittelbarer Selbstmord）的案件，即謀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處決，從而逃脫直接自殺所帶來的永世詛咒（ewiger Verdammnis）。在 400 多起有檔案留存的案件中，相當數(shù)量涉及女性，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

維羅妮卡·弗蘭茨和賽佛林·費奧拉的第三部長片再次突顯了母親身份/母性（Mutterschaft），而這一主題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晚安媽咪》中已發(fā)揮了主導(dǎo)作用。《惡魔之浴》的靈感源自一期播客節(jié)目，后歷經(jīng)十年的不斷發(fā)展。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電影節(jié)榮膺銀熊獎，近期又在奧地利對角線電影節(jié)（Die Diagonale – Festival des ?sterreichischen Films）上收獲頗豐。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僅在于馬丁·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攝影技術(shù)以及安雅·普拉施格、瑪利亞·霍夫斯塔爾和達維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更在于其中對宗教史與法制史學(xué)術(shù)研究的密切關(guān)注。

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年輕的Agnes（安雅·普拉施格飾）。她在新婚丈夫Wolf（達維德·沙伊德飾）的生活圈子里備受冷落。那是一個沒有溫情的世界。在強勢婆婆（瑪利亞·霍夫斯塔爾飾）的注視下，Agnes日復(fù)一日地辛勤工作。而她作為年輕女性的敏感和虔誠卻無法得到理解。Agnes逐漸脫離現(xiàn)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最后她發(fā)現(xiàn)無路可走，只能面對與那位被處決者相同的結(jié)局，成為山坡上陳列著的另一座戒碑。

歷史學(xué)者凱茜·斯圖爾特（Kathy Stuart）的研究在《惡魔之浴》的歷史考據(jù)部分發(fā)揮了核心作用。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殺：犯罪、罪過與救贖》（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1] 談及了上奧地利的埃娃·利茲費爾納（Ewa Lizlfellner）案，而《惡魔之浴》在很大程度上改編自該事件。根據(jù)上奧地利州檔案館的法庭文件，1761年11月，上奧地利地區(qū)年輕女農(nóng)民埃娃·利茲費爾納將一名兩歲的男童扔進了特勞恩河（Traun）的湍流里。隨后，她供認了自己的重罪，并要求被處決。該檔案還顯示，利茲費爾納幾個月以來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不愿繼續(xù)活下去。[2]

這些現(xiàn)象在18世紀也被稱為“因厭倦生命而謀殺”（Mord aus Lebens-überdruss）。[3] 斯圖爾特則使用“代理自殺”這一概念，以強調(diào)該重罪的交易屬性。[4] 這些謀殺的實施都基于特定意圖，即“賺取”（殺人者）自身的死亡。斯圖爾特認為，孩童是最常見的受害者，因為（人們）相信，尚無罪過的孩童在往生后必能得到救贖。與直覺相悖的是，謀殺無過錯孩童并因此被處決在罪過上比自殺更輕。自教皇奧古斯丁（Kirchenvater Augustinus）將自殺與《圣經(jīng)》第五誡“你不可謀殺”建立直接關(guān)聯(lián)起，自殺就被天主教教義視為大罪（Todsünde）。

利茲費爾納行為背后的邏輯在于懺悔的可能性。正如斯圖加特的解釋：“無論所犯之罪多么令人發(fā)指，懺悔都會帶來赦免。這種處決儀式的宗教框架意味著可憐的罪過之人的死是一種善終（a good death），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論中的受祝福之死（a blessed death）。” [5] 自殺將招致永世詛咒，因為犯下此種大罪者已無法懺悔。“間接自殺”則提供了獲得救贖的可能性。

斯圖亞特在書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區(qū)。在新教地區(qū)，這類出于自殺意圖的孩童謀殺案件甚至出現(xiàn)得更早，且留有更多的檔案記錄。[6]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案件都是在獵巫（Hexenverfolgung）接近尾聲或結(jié)束后才逐漸出現(xiàn)的。斯圖爾特認為：“當法院不再被獵巫工作占據(jù)后，這些基督徒新實施的儀式謀殺案才重新出現(xiàn)在案卷中。獵巫的敘事為自殺式孩童殺手提供了文化模板。” [7] 盡管此時歐洲的獵巫已基本結(jié)束，但其歷史與自殺式孩童殺手的歷史密不可分。

一方面，殺嬰往往被歸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會宣布為敵視基督教的人群，比如猶太人。另一方面，正如斯圖爾特所解釋的那樣，在歐洲獵巫的過程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間接自殺現(xiàn)象。直到17世紀末，自我供認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致處決的一種方式。然而，根據(jù)斯圖亞特的說法，這些非暴力的間接自殺在17世紀晚期漸趨被出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所取代，這主要是因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沒有證據(jù)的自我供認。[8] 而一名被謀殺的孩童則無論如何都是可招致處決的確鑿證據(jù)。

盡管處于自殺意圖的殺嬰行為并非純粹的女性現(xiàn)象，但受其影響的女性卻不成比例（得高）。檔案記錄顯示，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斯圖爾特指出，從16世紀中葉開始，女性尤其受到“來自威權(quán)一方的嚴格社會規(guī)訓(xùn)” [9] 。因此，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很少受到關(guān)注的“代理自殺”現(xiàn)象，是宗教教義、對抑郁情緒強烈的文化敵意 [10] 和普通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等因素）以極其復(fù)雜的方式相結(jié)合（后的產(chǎn)物）。[11]

《惡魔之浴》的歷史考據(jù)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代理自殺”的案例。正是對歷史細節(jié)非比尋常的熱愛，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別，同時又如此壓抑。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如做飯時的祈禱主禱文作為時間刻度，也是營造黑暗歷史時期氛圍感的重要基石。在《惡魔之浴》中，弗蘭茨和費奧拉不僅講述了一個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鮮為人知的現(xiàn)象，還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切入角度。通過這種方式，她們讓“農(nóng)民階級中的女性 – 在那個時代中不被看見和聽見的人 – 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12]

[1]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 culture and violenc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2]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74.

[3] Jürgen Martschukat, "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 Er?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Mord aus Lebens-überdru?" und Todesstrafe im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 Nr. 1 (2000): 53–74.

[4]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8.

[5] Ebd., 18 f.

[6]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 Nr. 3 (2008): 413–445, 421.

[7]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33.

[8] Ebd., 37.

[9]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 https://filminstitut.at/wp-content/uploads/2020/07/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pdf

[10] Lyndal Roper, Witch Craze: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Cumber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3.

[11]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445.

[12] Berlinale, "Des Teufels Bad", https://www.berlinale.de/de/2024/programm/2024068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