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審判》這部電影是為了慶祝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而拍攝的。它以1961年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世紀審判電視轉播為背景，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在這個電影中，觀眾能夠深入了解到當時的審判過程以及艾希曼的罪行。這部電影非常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時的歷史背景，通過精心搭建的場景和服裝，讓觀眾仿佛置身于那個時代。導演巧妙地運用攝影技巧，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讓觀眾能夠更好地理解那個時期的恐怖和苦難。影片的劇情緊湊而引人入勝，通過對審判過程的詳細描繪，讓觀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到當時的法庭制度和審判程序。同時，電影還展現(xiàn)了艾希曼的罪行，揭示了他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和屠殺。這部電影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更是一部讓人深思的作品。演員們的表演也非常出色，他們通過精湛的演技將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特別是主演對阿道夫·艾希曼的演繹，令人印象深刻。他們通過細膩的表情和動作，將角色的心理狀態(tài)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總的來說，《世紀審判》這部電影在歷史和電影劇情方面都有著出色的表現(xiàn)。它通過真實的故事和精彩的表演，讓觀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到那個時期的歷史事件。這部電影不僅僅是一部娛樂作品，更是一部讓人反思的作品，它讓觀眾深刻地思考人性的黑暗面和歷史的教訓。

法西斯的本質就是人性——電影《世紀審判》觀感

執(zhí)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受審，來拍攝艾希曼庭審電視片的導演Leo Hurwitz想通過抓拍艾希曼眼神和臉部表情變化來證明法西斯主義者也是“人”而非“怪物”，結果他失敗了。Leo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的人文情懷，他想探討“法西斯本質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法西斯”，一旦讓人們理解了這點，我們才能“抵制住誘惑”，防范種族滅絕這類暴行再次重演。那么，Leo所說的“誘惑”是什么呢？在我看來，就是人性的優(yōu)越感。

我一直認為人性首先體現(xiàn)在它的動物性。動物會通過某種特殊方式，比如撒尿，來圈定它們的勢力范圍。它有多大的能力它就圈多大，它有可能去侵犯同類的領地，但它無法拓展他能力之外的領地。這被我們稱為動物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在人類身上其實也有體現(xiàn)，人類大到可以組織國家、社會，小到拉幫結派，無不是這種本能的體現(xiàn)；那些能夠圈定自己勢力范圍的人通常被我們稱為“領袖”。與動物的本能表現(xiàn)不同的是，人類的“領袖”總是在試圖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就敢躍躍欲試，這就是人性，那種總是試圖證明自己比別人更優(yōu)越更高貴的人性，而這種“證明”往往需要類似于“法西斯主義”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手段作支撐。

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機器一開動，對人的思想控制是無與倫比的，尤其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人，那種“把人還當作人來看待”的人性就所剩無幾了。有一部俄羅斯反法西斯戰(zhàn)爭片《女狙擊手》，當片中女主角被問及擊斃多少人時，她回答說：“我沒殺人，我殺的是法西斯”；最近還有網傳，某宗教稱不殺人，但可以殺敵人。且不談正義與否，當這些被意識形態(tài)控制住思想的人，他們是可以把某類人從“人”中區(qū)分開來，從而為泯滅人性的殺人行為找到可以安心的借口。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這個納粹頭目艾希曼，即使面對自己犯下罪行的紀錄片、證人控訴，他也可以一直面無表情地坐在那兒看著、聽著，因為他根本就沒將猶太人當人看待過，那么，Leo所說的人性在他這兒就無從談起。Leo之所堅持要拍艾希曼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甚至不惜因此跟制片人Milton Fruchtman發(fā)生沖突，是因為他堅信，但凡有一點人性的人，即使不擔心“自己行為導致的形象后果”，也一定會下意識地對自己的暴行有所反應。事實上，在看紀錄片時，艾希曼的確臉部肌肉抽搐了幾下，這被其他人認為是笑，雖然Leo堅持認為不是，但不足以證明這是一種悲憫或懺悔式的人性反應，最后Leo承認在艾希曼身上沒有發(fā)現(xiàn)他想證實的人性。

當然，他無法發(fā)現(xiàn)，因為法西斯主義早已完全占據了艾希曼的內心，甚至完全壓制住了“潛意識”里面可能有的人性。所以，Milton的認識可能是對的：艾希曼所犯的反猶太人暴行是用來表明他可以忍受最殘酷流血事件，“是思想優(yōu)越性的象征。”這種優(yōu)越感一旦占據了艾希曼大腦，我們還指望發(fā)現(xiàn)他“盔甲上的裂縫”？Leo的不成功不在于他不了解人性，而是他沒有了解“人”是完全可以被馴化成沒有人性的魔鬼，只要他的內心完全被一種優(yōu)越感占據著。（作者：石板栽花，轉貼請注明作者并保持文章完整，201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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