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I：不安之人》：歐洲的疼痛與憤怒

文 / 柳鶯

2014年11月18日，葡萄牙導演米古爾·戈麥斯撥通了制片人路易斯·烏巴諾的電話：

-烏巴諾？
-怎么了？
-我有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你要先聽哪個?
-好消息。
-我一下子拍了三部電影。
-那么壞消息呢？
-我一下子拍了三部電影

戈麥斯口中的“三部電影”，即是長達381分鐘的鴻篇巨制《一千零一夜》。此前曾被一眾媒體看好鐵定入圍本屆戛納主競賽單元，但過度的片長使組委會不得不決定忍痛割愛，將這位憑借《禁忌》一躍成為當代歐洲影像大師的導演“放逐”到了“導演雙周”單元，電影也被“肢解”為三個部分單獨展映，分別被命名為“不安之人”(The Restless One)、“凄涼之人”(The Desolate One)與“迷醉之人”(The Enchanted One)。

有關(guān)金融危機題材的電影出人意料地少，在經(jīng)濟日益凋敝的歐洲，鮮有導演擁有勇氣去觸碰這個敏感又不討市場歡心的題材。想想上世紀30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時代誕生數(shù)量壯觀的好萊塢喜劇，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越是在一個需要社會承擔的時代，電影產(chǎn)業(yè)會產(chǎn)生越多的娛樂泡沫。如果對大部分創(chuàng)作者來說，電影是一種一種高級消遣，那么顯然戈麥斯并不接受如此膚淺的使命。在《期盼的八月》中，他用抒情的鏡頭語言敘述種族融合的種種困境，使其名聲大噪的《禁忌》則在沉靜的黑白影像中，將殖民歷史的血淚遺恨抒發(fā)殆盡。《一千零一夜》無疑繼承了他寶貴的社會關(guān)懷，內(nèi)容直指更具切膚感的葡萄牙社會危機。除卻令人望而生畏的長度，《一千零一夜》無疑將成為一部冷門的不朽之作。作為阿拉伯經(jīng)典民間文學的《天方夜譚》為戈麥斯的當代寓言提供了寬闊而綺麗的庇護所，而導演背負的政治使命，則為神話傳說增添了屬于這個時代的荒誕、憤怒與無助。

在《一千零一夜》中，古老傳說的舊瓶裝新酒不是形式的噱頭，更無所謂市場的考量。這個史詩般的標題也許會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觀眾，使其誤以為自己將要展開一場充滿異域風情的時空旅行。那么在開場篇“不安之人”中，戈麥斯對這種幾乎基于本能的娛樂訴求棍棒相加。

《一千零一夜I：不安之人》的開頭將觀眾帶入了一個具有自反性的紀錄片拍攝現(xiàn)場。新聞紀錄片粗糲的影像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經(jīng)濟和文化雙重凋敝的葡萄牙社會，曾經(jīng)輝煌一時的Viana do Castelo造船廠的經(jīng)營危機讓數(shù)千名工人沉浸在無望之中，一時間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緊張的局勢面前，作為導演的戈麥斯突然出現(xiàn)在鏡頭中，并因為不知所措而落荒而逃。導演突然現(xiàn)身與消失帶來的巨大困惑，如同一個陰影投射在不明所以的觀眾面前，夾雜著混亂、憤怒和無奈，電影突然畫風一轉(zhuǎn)，《天方夜譚》中那個著名的女性講述者山魯佐德乘坐小艇登場，代替了全知上帝般的導演，將當代葡萄牙故事娓娓道來。

在這三個分別名為“勃起的男人”、“公雞與火焰”、“高尚之泳”的故事中，政客平民都仿佛生活在一個超現(xiàn)實的國度中。歐洲銀行的高官們騎著駱駝在一處風景絕世的別墅，貪婪地探討著削減財政開支的策略，海濱村莊的公雞，則用打鳴的方式向人們通報火災的到來。人們時而和動物對話，時而走進海獸巨大的腹中，時而在煙花中消失，時而又因為噴涂了神奇的仙藥而“堅挺不已”。《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絕不是博取眼球的噱頭，戈麥斯眼中崩壞的社會，荒誕即為現(xiàn)實的一種。如果說“勃起的男人”中，當權(quán)者需要通過仙術(shù)的力量治愈不舉是尖酸的明嘲，那么“公雞與火焰”中那個縮寫為“coq”的政黨則是有力的暗諷。“高尚之泳”再度召回電影開頭部分的紀實手法，在訪談對話中，普通百姓訴說凋敝生活，并最終在一場冬泳中達到了氣氛的歡騰。

1935年，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在小紙片上絕望地寫下“我不知道明天將會帶來什么”，將近八十年后，米古爾·戈麥斯將這種“和全宇宙一起頭痛”的不安與憤怒融進自己的影像之中，他將臨陣脫逃的恐懼化作勇氣的影像，將荒誕戲謔鑄成刺向時代的匕首。

這篇影評有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