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吞噬法國。它不僅在極短時間內(nèi)席卷了法國的各所大學，而且迅速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fā)了全國性大罷工，并最終導致國會改選、總理下臺。而這一切，事先似乎毫無征兆。政治觀察家們認為不可能在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 “古典意義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爆發(fā)了，而且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戰(zhàn)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起來反抗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這是人們關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這場“革命”有何意義，那個5月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四十年來，即使是當年親歷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批評與記憶，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xiàn)了斷裂。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法國，正處于戰(zhàn)后重建的“光輝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歐洲經(jīng)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進入了空前的繁榮。貨幣堅挺，經(jīng)濟年增長率保持在5%上下。國家結束了殖民戰(zhàn)爭，并且扭轉(zhuǎn)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落后的局面，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經(jīng)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國同樣面臨著一場“物質(zhì)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機，仿佛社會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丟失了理想。與此同時，馬爾羅、加繆、薩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達爾的電影敘事等等煥發(fā)張力，一切有關人的意義的詢問也為這場社會運動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簡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災難與現(xiàn)在的豐衣足食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時，這一代法國人對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現(xiàn)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不安。關于這一點，在“五月革命”即將發(fā)生前的一個月，戴高樂甚至也在不同場合這樣吐露心聲：“如今再沒有什么事要對付了，也再沒有什么英雄業(yè)績可創(chuàng)造了，我反倒覺得沒勁。”

不可否認，法蘭西有著舉世無雙的創(chuàng)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學發(fā)明，人道主義、自由、平等人權觀念，法國當之無愧是人類的進步之源。不過，盡管法國歷史上發(fā)生了許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寧死”并不足以概括法國人的特性。在我看來，更準確的概括當是 “不創(chuàng)造，毋寧死”。正因為此，法國在任何時候都會表現(xiàn)出一種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安于錦衣玉食、隨大流顯然不是法國人的性格。烏托邦在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遠不會褪去油彩，當有關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探尋開始發(fā)酵時，一個響亮的口號立即開始流行——“要么現(xiàn)在死，要么永遠不死。”

歷史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大學生。這是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間，從未經(jīng)歷過饑餓與貧困，未體驗過“戰(zhàn)斗到一無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義，以及不斷穿梭于家庭、社會與學校等種種束縛之中的他們，卻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

處于一片安定繁榮之中的60年代，來自各階層的孩子越來越被中學會考和上大學所吸引，加上戰(zhàn)后法國人口快速增長，大學生人數(shù)從1958年的20萬增加到 1968年的50萬。然而，大學教育卻對生源膨脹裝聾作啞，不思改革，以至于在學生眼里，大學變成了一種“只談存在，不談意義”的社會結構，一個“無用知識的自動發(fā)送機”和“畢業(yè)文憑制造廠”，這種填鴨式教育他們患上了“知識不育癥”。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學家保羅?里克爾在《精神》雜志上發(fā)出警告：“如果國家不采取適當辦法解決大學的發(fā)展問題，將會招來釀成全國性災難的學校大爆炸。”而事實上學生們的確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不能說眼下這個世界十足糟糕，有時它甚至是美好的，但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有面包更有玫瑰的世界，法國需要一場運動。



社會運動與街頭戲劇

1968年5月，學潮從南泰爾蔓延到索邦，憤怒的學生占領巴黎大學，導致警察干預，繼而形成一種“反抗—鎮(zhèn)壓—反抗”式的循環(huán)升級。應該承認，對于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現(xiàn)得有些過于自信，以至于人們譏諷它在風暴來臨時更像是一個“聾啞政權”。它墨守成規(guī)，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態(tài)又不想向“街頭壓力”讓步，甚至異想天開通過抓捕幾個搗亂分子實現(xiàn)對學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運動演變?yōu)橐粓鋈珖缘奈C，總罷工擴大到所有部門，到5月２4日，法國已經(jīng)陷入癱瘓狀態(tài)。戴高樂的講話變成了國民的耳旁風，這下輪到反抗者裝聾作啞了，一切理性的聲音都被淹沒在運動的節(jié)慶聲中。

鹿橋在《未央歌》里將西南聯(lián)大時的同學友愛描述為“像詩篇又像論文的日子”，幾十年后的法國這場街頭運動顯然有了“詩歌驅(qū)逐論文”的意味。的確，似乎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年輕人沉浸在“同仇敵愾”織起的團結、友愛中，在幻象之網(wǎng)里一起沖鋒陷陣。面對牛氣沖天的街頭運動，許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就像那些經(jīng)不起同伴熱情忽悠的中國人，會在滬指6000多點時慨而且慷地殺進股市。1968年5月，許多法國年輕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區(qū)的巷道里撬起幾塊鋪路石，人生可能會因此黯淡無光——法國人不怕錯過賺錢的機會，怕的是錯過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

“同學們，向前跑吧，舊世界就會被拋在腦后。”至于跑到哪去呢，人們并不清楚。四通八達的大街，被街壘分割成一個個舞臺，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機。顯然，在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場場革命的戲劇，它讓每個人有機會相信自己會走上時代風口浪尖。如果說過去是平庸的一群，現(xiàn)在每個人都可以堪稱“偉大”、 “頂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紅與黑的春天》里這樣描摹：“從今以后，我們有節(jié)日可過，有創(chuàng)造奇跡的時間，有自由講話的權利……人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隸少了，但多了成千上萬的廣場！驅(qū)走了黑夜，戰(zhàn)勝了權力，生活將會改變，將于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愛、幸福了……”而且，相較于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你不想自由，強迫你自由”相比，“五月風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與孤芳自賞：“如果一個人不想通過奮斗取得一樣東西，那么你給他東西也沒有任何意義。”“不要來解放我，我負責自己解放自己。”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費加羅報》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jié)慶、游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仿佛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

當然，事實也并非全然這么糟糕。不管怎樣，這只是一群共和國的孩子。他們有熱情，有責任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chuàng)造一個能協(xié)調(diào)法律和自由、勞動和平等的美好社會，一個真正享受博愛和無等級制度的美好社會，一個無僵化體制，既無監(jiān)獄，也無精神病人的美好社會。



“六八底線”

在法國過往的歷史中，革命總是會讓人想起那些滾動在巴黎街頭的濕漉漉的人頭。然而，今天人們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殺戮，因劍得到的，必將因劍而失去。

盡管人們習慣于將發(fā)生于這一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稱為“五月風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國，人們更傾向于用“Mai 68”（1968年5月）這一中性的時間刻度來標刻這段歷史。的確，和以往的“風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經(jīng)脫胎換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xiàn)，即是從政府到社會，無論是參與運動、反對運動者還是維護秩序者，都保持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絕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線。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法蘭西要繼承其“革命”傳統(tǒng)，那么1968年5月可被視為法國革命的新起點。或者說，“六八底線”才是1968年5月運動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的遺產(chǎn)。換一個角度說，這種表面激烈，實際平和的社會運動，也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方式。

學生方面，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對暴力并無偏愛，人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對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對于零星出現(xiàn)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認為“搞暴力并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fā)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盡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疇內(nèi)。”

“足夠的行動，足夠的詞語。”這是“五月風暴”中的一道風景。“擁有你的愛，但不要放下槍桿子”，“最美的雕塑是鋪路石的砂巖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塊就是打在警察臉上的石塊。”“鋪路石下是海灘”，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種浪漫抒情，一種隨心所欲的創(chuàng)作。當一切云開日出、風平浪靜，不難發(fā)現(xiàn)，那些標語口號中盡管充斥了對暴力的慫恿，但更多只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暴力宣泄。對于許多人來說，口號被發(fā)明出來，有關暴力的審美便已經(jīng)完成。我曾說，沒有嘴上起議，將有街上起義。發(fā)生在法國的這場運動，顯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帶有暴力性質(zhì)的街頭起義，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街上起議”。

盡管政府一度嚴重錯估形勢，甚至認為法國已經(jīng)走到了“內(nèi)戰(zhàn)的邊緣”，盡管學生夸大其辭，將警察描繪成揮舞棍棒的德國黨衛(wèi)軍，但從整體上看，事情并沒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學生們沒有異想天開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樣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學被占領以及割據(jù)四方的街壘只是一種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種軍事手段。有數(shù)據(jù)表明，5-6月間，巴黎有2000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并不是警察開槍所致。革共青聯(lián)的領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創(chuàng)作者們畫上“ＳＳ”（黨衛(wèi)軍）標記的警察并不猙獰，他們樂于同學生們討論，愿意理解。當然，背后的英雄是警察總署署長莫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養(yǎng)的人道主義者。從運動開始到結束，他盡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劇的發(fā)生。所以，人們不僅看到他經(jīng)常在拉丁區(qū)和示威者討論，而且在警察開始變得粗暴、即將失控時，格里莫還親自致函給每一位警察：“打擊一個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擊自己、打擊警察的職業(yè)形象。”

如讓?戈夫在《1968年5月，無奈的遺產(chǎn)》中所說：“60年代末的歷史形勢是不同尋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動，二次大戰(zhàn)的恐怖，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時期的鎮(zhèn)壓、殘忍和屠殺都還停留在人們的腦海里，但國家畢竟進入了新時代。它結束了殖民戰(zhàn)爭；階級斗爭雖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爭。”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法國社會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理性。當有人不僅撬走了鋪路石，而且連根拔起了拉丁區(qū)本來就為數(shù)不多的樹木，并開始焚毀居民的汽車時，市民終于忍無可忍。風暴正在醞釀災害，很快，媒體對學生的同情聲浪明顯減弱。《世界報》社長伯夫梅里批評說，“學生們雖然得到了慷慨的聲援，但也會因盲目而自毀。不管正確與否，有哪屆政府會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滿街壘？”《圖片報》則開始動員，“我們沒有權利讓警察和他們的水槍獨自承擔這種大事。” 很快，“反對者的反對者”也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把索邦打掃干凈”。“法國要工作”、“共產(chǎn)主義行不通”。這些不甘心永遠生活在“混亂詩歌”回聲中的巴黎人，開始對法國的無政府狀態(tài)說不。　




“索爾仁尼琴效應”

觀點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風暴”退潮后的“后戲”，同樣是我們回憶或者梳理這場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五月風暴”發(fā)生時，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調(diào)里。對于剛剛發(fā)生在遙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極左派們更能感受到一種心氣相通的朦朧之美。

盡管和中國實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風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內(nèi)涵，但是二兩之間有所呼應是顯而易見的。至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吸引了許多法國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對他們來說，“文革”像是一場否定現(xiàn)政權并反對個人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的斗爭，是“在實踐中超越斯大林主義”，是避免蘇聯(lián)發(fā)生的情況重演的唯一辦法。遺憾的是，由于歷史的局限，這些人對這場運動的“工具性”及其它“黑暗面”一無所知。當然，這種一無所知，還包括這一代法國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烏托邦試驗的錯誤理解。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極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國正式退潮，有賴于一個真實的世界的呈現(xiàn)。這一時期，蘇聯(lián)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法文版面世，種種有關斯大林獨裁統(tǒng)治的真實細節(jié)震驚了整個巴黎；兩年后的1976年，中國結束了巴黎左派們懷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紅色高棉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也漸漸為世人所知。這一切，足以讓活躍于當年的“六八分子”從希望陷入失望，并且“走到絕望的盡頭”。

“索爾仁尼琴效應”說到底就是“真相的效應”，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讓那些原本誠心誠意想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人背負起一種“邏輯上的負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張的埃加?莫蘭在《自我檢討》一書中所感慨，對“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經(jīng)“形同陌路”。呼應中國的“文革”，巴黎的極左派曾經(jīng)相信“紅寶書”可以解決“人類遇到的所有問題”，然而，事實告訴他們，天堂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來。克勞迪和布魯瓦耶勒在《幸福的石頭》一書里的詰問是意味深長的：那些極端的六八分子雖然沒有時間，沒有力量，沒有愿望用鮮血去彰顯活力，“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條約，我們不是一樣簽了嗎？




要面包，更要玫瑰

歲月無情，當年意氣風發(fā)的年輕人如今已經(jīng)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這場運動，主流態(tài)度不外乎兩種：一部分人持否定態(tài)度，有人甚至將這場運動簡化為一場“打砸搶”、一場“意識形態(tài)病”的急性發(fā)作；另一部分人則得了懷鄉(xiāng)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們?nèi)松幸粋€遠逝的夢想。至于在這一運動中受到?jīng)_擊的官方，盡管他們當中許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沒有人會給當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愛，越做愛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們頒發(fā)獎章。

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如上所述，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七十年代的廣泛的自責與失落后，當歷史進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xiàn)。過去僵硬的社會關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用一個法國學者的話來說，“五月”以后的法國的生活變得性感。

從此以后，“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tài)。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風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觀上完成了社會力量對政治力量的一種抗衡或者分權，表明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內(nèi)涵。

幾百年前，托克維爾曾經(jīng)指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根源在于法國農(nóng)民受到的束縛大幅度減少，生活水準顯著提高，而隨著手銬的去除，剩下的腳鐐往往會變得百倍的不能容忍。這說明，革命或者群體性混亂并非都是在一個國家政治、經(jīng)濟走向崩潰時才會發(fā)生。發(fā)生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同樣具有這一內(nèi)涵。不同的是，這次“革命”已經(jīng)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進一步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疑難，革命并非只是發(fā)生在貧窮、落后或有沖突的地區(qū)，解決了“溫飽問題”不等于解決了“革命問題”。法國“五月風暴”便是在一片鶯歌燕舞的社會轉(zhuǎn)型中發(fā)生的，而且，這場“革命”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是為面包，而是為玫瑰發(fā)起。1968年的法國，正處于法國由古老的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強力轉(zhuǎn)型的混合時期，1980-90年代即將流行的新潮思想，與1920-30年代的家長制社會并存。這種新舊混合同樣表現(xiàn)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輕人身上——他們喊著20世紀之初的革命詞語，引領法國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1968年“不創(chuàng)新，毋寧死”的改革訴求，還是今日法國遭遇的“誰改革，誰下臺”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邏輯都是法國的社會力量對政治運行有著深刻的影響。或許可以說，從1968年開始的“五月革命”并沒有真正結束，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對話或者對壘從來沒有停歇。正是對話的存在，避免了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沖突與動蕩。

世界永不完美，沖突還在繼續(xù)。回顧發(fā)生在四十年前那生的這場近乎風花雪月的“革命”，不難發(fā)現(xiàn)，對于任何國家來說，當危機來臨時，最重要的是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必須恪守自己的邊界，一起守住底線，一起守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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