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副本》是一部探討藝術創(chuàng)作真實性的電影。故事發(fā)生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納城市，英國作家詹姆斯·米勒來到這里舉辦講座。在講座中，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認為復制品本身就是原作，而原作也是由其他作品復制而來，因此對于真實性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在講座期間，一位法國女人帶著她的兒子參加了活動，并留下了她的電話號碼。后來，米勒和這位女人再次相遇，并一起去游覽郊外。他們邊開車邊討論書中的主題，參觀博物館，還談論了女人叛逆的兒子。然而，在一家咖啡館里，女老板誤以為米勒是女人的丈夫，開始和她討論婚姻問題。為了不讓事情變得尷尬，米勒決定扮演女人的丈夫，兩人開始約會，并最終去了一家賓館。然而，他們漸漸意識到，副本只是復制，而非原作，米勒最終結束了這段復制身份的關系，獨自離開了郊外。這部電影通過討論藝術復制和真實性的問題，探索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自我認知的主題。朱麗葉·比諾什憑借出色的表演，贏得了第63屆戛納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最佳女演員獎。

這篇影評可能有劇透

但凡寫過作文的人對論文這種體裁大概都不陌生：這種本來最適合于借題發(fā)揮的觀點性文章是高考作文命題組的最愛，常以某情某景為誘餌，誘導考生寫歌功頌德的八股文。之所以很容易就變成八股文章，錯倒不在論文本身，而是論文那幾大要素萬變不離其宗，結構好控制，觀點易拼湊，搭架子尤其簡便，不管有沒有內容，反正門面撐起來，調門高上去，洋洋灑灑寫他個兩三頁紙廢話不成問題。

但要寫好論文，卻實在不易。論文的三要素——論點、論據跟論證哪樣都不能含糊，論點要新，論據要足，論證過程要條理清晰滴水不露，最好在文字上再來點幽默詼諧的橋段，加點畫龍點睛的敘述與抒情，結尾在留白的同時再次迂回點題，這才能做到有理有據，有情有信。以文字議論尚且不易，使用電影的聲光手段來作論文，那就更難。

論文電影（essay film）是在1950年代左右興起的一種電影形式，本身并沒有嚴格的形式定義，大體說來主要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故事敘述性電影，而以強調觀點為主，電影本身就是一個提供論據論證觀點的過程，因此被廣泛運用于導演主張鮮明的議論性紀錄片，比如Michael Moore的絕大多數影片，比如最近獲得第83界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監(jiān)守自盜》，就都可歸為論文電影。

但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2010年的敘事電影《合法副本》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當作論文電影來分析，而其奇特的結構方式甚至超越了傳統(tǒng)的“提觀點-擺論據-逐個論證”的老框架，將敘事與議論的兩條路結合起來，有情有趣，有理有據，實在令人叫絕。

《合法副本》的開場是英國學者詹姆斯·米勒（威廉姆·西梅爾）來到意大利托斯卡納宣傳他的新書《合法副本》。詹姆斯認為贗品其實擁有與原作一樣的藝術價值，藝術對人的啟迪在于形式本身，而并非承載藝術形式的具體物件。詹姆斯的聽眾中有一位旅居意大利的法國古董商女子（朱莉葉·比諾什），女人本想拿到詹姆斯的簽名，但因兒子的關系不得不提前離席，于是決定事后特別邀請詹姆斯再次見面。

是日，詹姆斯簡短瀏覽了朱莉（女人無名，就叫她朱莉好了）的古董店，二人決定驅車去附近的鄉(xiāng)鎮(zhèn)景點參觀。路上詹姆斯與朱莉就贗品與原作的相對價值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討論，一個堅持原作價值至上，一個堅信贗品也能起到起到同樣的啟迪之效，而啟迪，才是藝術的最終價值。詹姆斯與朱莉的爭論很尖銳，尖銳到讓觀者都不自覺地替二人的尷尬捏把汗。好在車子很快就駛至目的地，朱莉與詹姆斯的觀點不合也漸漸被她的個人生活煩惱所牽引。

故事行進至此，接下去還都很可能成為《愛在日出之前》似的話劇電影——男女主角的對話占據電影的全部空間，觀眾通過對話逐漸了解這兩個人，觀察他們由針鋒相對到惺惺相惜的轉變過程，甚至嗅到爭論中迸發(fā)的情感火花，等等。但從詹姆斯與朱莉進入一家小咖啡館，店主大媽將他們錯當成一對夫妻之時開始，電影便發(fā)生了質的飛躍。詹姆斯與朱莉這一對在影片初始還毫不相識的男女隨著行程的深入越來越像一對結婚十五載，正處于危機邊緣的中年夫婦。我一邊看一邊懷疑這是不是阿巴斯的懸疑橋段，也許這二人本來就是夫妻，為了渡過中年危機才想出了這種“最愛陌生人”的手段來挽回最初的激情——什么誓言樹，蜜月房，根本就真實發(fā)生過，所以詹姆斯才會像個賭氣的丈夫一樣死活不肯合作，所以朱莉才像個絕望主婦一樣精心裝扮后面對冷冰冰的事實失聲痛哭。但這思路一旦打開，卻與開頭二人初見的那些細節(jié)完全不能合拍，陌生人的彬彬有禮，對家庭背景的禮貌詢問，還有一本又一本的簽名，這似是而非的中間狀態(tài)與結果永遠無法自圓其說。這樣自相矛盾的敘事，究竟要將觀眾帶去哪里？

從敘事的角度出發(fā)，《合法副本》的邏輯當然前后對立無法統(tǒng)一；可一旦拋棄敘事邏輯，以論文電影的形式來分析，這一切便都立刻合情合理順暢通達起來。電影的論點便是開篇由詹姆斯提出的贗品比較原作，藝術品的真正價值為何的問題。論據除了詹姆斯與朱莉在對話中提到的古今之例，更關鍵的則是詹姆斯與朱莉二人所演繹的一段真假夫妻的片段。不管二人是初相識也好，是老夫妻也罷，真假交替中觀眾對二人的困惑、感慨與情緒投入都是誠懇的，真實的。電影對二人關系從假到真，真假混淆真假不分的刻畫，本身便是一場對藝術價值為何的絕佳論證。阿巴斯不必擺事實，更不必講道理，他只是運用電影最擅長的敘事手段，打破傳統(tǒng)的記敘連貫性，便通過悖論中的統(tǒng)一而將藝術形式的價值這個抽象論題以一種可見可聞可感的方式具體而生動地呈現于觀眾眼前。而要實現這個絕妙的論證過程，詹姆斯與朱莉在后半部彼此愛怨交織的情感煎熬便必須切實可信。英國男中音威廉姆·西梅爾與朱莉葉·比諾什的出色表現是構筑論據，實現論證完成的關鍵，尤其比諾什，那份真誠動人的情感流露比什么言語本身都更能重新定義“真實”的涵義，折冠嘎納當之無愧。

通過這樣一種奇特的敘事方式，阿巴斯全面論證了贗品當與原作具有同樣藝術價值的觀點。而關于“藝術價值何在”這個議題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s）1973年也拍過一部論文電影《贗品》（F for Fake）來進行論證。奧遜·威爾斯在《贗品》中采取了傳統(tǒng)的舉證手法，例舉了畫家Elmyr de Hory和作家Clifford Irving的真實事例來論證藝術品的真正價值所在。阿巴斯的《合法副本》雖是舊議題，卻開創(chuàng)了新形式、新途徑、新可能，是對論文電影的又一拓展，堪稱絕妙。



關于《贗品》：真假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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