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影評可能有劇透

胡吃海塞真的是治癒系的一個良方。幾個小時前，還真是想摔手機。這篇《生與死的理論和實踐》，用三天業(yè)餘時間碼字，就快寫完的日誌，因為草稿保存出了問題，回到了三天前的原始版本，再也沒有辦法復原。可在水煮黃鱔、椒鹽雞軟骨以及魚湯娃娃菜的安撫之後，心情迅速平復，看來還是寫個後記吧。

幾天前（19號）看了HKAFF的一場《極度寒冷》，五年之後第二次觀看，放下了自己心中的造作，反而把這部曾以為“造作”的電影，看出了一些話頭。這些話頭一旦說開，則若懸河。電影是講一個叫齊雷的藝術青年“假死”的故事。齊雷常思考死亡，他想做一組行為藝術，在立秋、冬至、立春和夏至四個節(jié)氣分別進行土葬、水葬、火葬和冰葬。可是沒想到，冰葬時，齊雷真的凍死過去，親戚朋友很傷心。可齊雷卻沒有真死，他躲在京郊的小四合院，孤獨存在。後來他又自殺了，可再也沒人關心，因為大家覺得他早已死亡。

在立春和夏至之間，齊雷其實反復思考過冰葬的問題。而且，他的姐姐還鼓動他的哥們兒以及女朋友，把他帶到精神病院進行檢查。可惜他的哥們兒話太多，被醫(yī)生當作了要來做檢查的齊雷，抓了進去。不管這哥們兒怎麼解釋，都無法改變醫(yī)生對他的認識和態(tài)度，因為醫(yī)生已經確認，他就是有病，他就是齊雷。

這兩個例子說明我們日常生活中存在許多成見，這些成見會導致一些假象，我們可能會被這些假象蒙蔽。要想看到真相，就得質問造成“成見”的原因，這也是當年觀念藝術的功能之一，把葬禮中的“死亡”做出來，把吃肥皂的“噁心”做出來。但有時候，我們的成見實在太深，很難動搖，比如成功和失敗、愛和冷漠、快樂和痛苦、美麗和醜陋等等。Kee說過他初中的一個故事，當時他留著大中分的髮型，同學們笑他，說看起來很傻，但等到郭富城留起大中分，大家都讚美他，說他潮，說他有品味。他覺得這很可笑。電影中，九十年代，北京，齊雷穿紅格子襯衣，捲起牛仔褲褲腿，穿高幫皮靴，可就算到了二零一一年十月的香港，紅格子也剛流行過，還正流行捲起褲腿，也和六十年代的英國一樣。當我看著街上香港的年輕人一個個捲起褲腿時，總會想，爲什麼有些人放著好端端的自己不做，卻要做一個和大家都一樣的潮人？其實這樣的潮人比比皆是。我不反對潮，這是個人選擇，但這也是一個輪回，是消費社會的一個騙局。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但花樣沒有時間跑得快，樣式就開始輪回，終究是要刺激消費，讓你購物，購物沒錢了，然後迫使你工作，變成奴隸，在“賺錢-消費”的循環(huán)中獲取快樂、價值、認同、存在感。可能再也不會去思考什麼工作是自己喜歡的，想做的，而只會去想，什麼工作是最賺錢的。這，就是一個陷阱。

在九十年代的北京，有很多人並不是這樣生活。九四年到九五年，在西郊有“西村”（圓明園畫家村），放棄國家分配的工作甘願成為“盲流”的流浪藝術家的聚居地，其中包括方力鈞、楊衛(wèi)等人。吳文光拍過他們的紀錄片，《流浪北京》。後來村子被拆，趙亮拍了《告別圓明園》，胡傑拍了《遷徙的藝術家》。藝術家們流散，又重新聚居到現(xiàn)在的宋莊。九三年到九五年，在東郊有“北京東村”，九零年那些從全國各地去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進修的藝術家的聚居地，九三年他們畢業(yè)後，放棄鐵飯碗的工作，繼續(xù)留在東村，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後來又進駐了馬六明、蒼鑫，還有NO樂隊（左小祖咒的早期樂隊）。架上油畫家放下畫筆，開始進行和裸體有關的行為藝術，這也是東村開始曝光而著名的原因，一些藝術家因此被警察抓捕拘留，加以類似流氓罪的罪名。這個情節(jié)在《極度寒冷》里也有出現(xiàn)。在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十名藝術家在西郊妙峰山區(qū)的一個無名山頭，進行了名為《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和《九個洞》的行為藝術。到了二零零八年和零九年，當年參與者的左小祖咒把《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的照片用作了自己的唱片封面。很快到了九五年六月，東村藝術家的房東們收到警方警告，不得租房給這些難以納入體制內又難以管理的流浪藝術家，東村從此就散了，不復存在。部份藝術家可能散落於荒廢的798工廠，這是如今798藝術區(qū)的前身。記得在零三的冬天，還在798看到過馬六明、蒼鑫的展覽。同樣，九七年到九九年，在樹村、東北旺一帶（清華往西，北大往北）聚居著許多懷揣著音樂理想的搖滾樂手，包括痛苦的信仰、AK47、舌頭、廢墟等，當然，還有部份從圓明園畫家村轉移來的藝術家。當時的迷笛音樂學校還沒有搬到香山，學校的畢業(yè)生們就進在附近住了下來，自己組樂隊、寫歌、排練、演出，過著物質極大艱苦精神極大豐富的生活，然後很多外地的樂隊也加入進來，加上新聞媒體的吹捧，一度真的成爲了一個音樂“烏托邦”。顏峻寫過《不，樹村不是烏托邦》的一篇文章介紹樹村，文章收在了吳文光主編的《現(xiàn)場》（第二卷）。孫志強拍了《自由邊緣》，張揚拍了《后革命時代》，算是一些影像記錄。但隨著房租上漲，許多樂隊逐漸開始離開，二零零零年，更偏遠的霍營變成了一個新的搖滾陣地，延續(xù)著聚居的歷史。再往後，經濟的發(fā)展，樂隊的分化，這種的聚居日漸式微。九十年代的事情，也就這樣告一段落。

《極度寒冷》這個片讓我想起北京九十年代這幾個“村落”，其實很想梳理為一篇北京理想主義史，當然這裡面肯定有很多一廂情願的理解和認同，以及不入流的歷史學方法，但是也能對比地感受到，如今在消費主義的侵蝕下個體的迷失和消亡。幾個“村落”不約而同的因為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或瓦解或偏遠，當時沒有人具有文化上的城市規(guī)劃意識，也沒有超前地想到保護發(fā)展這樣的村落，於是也就沒有出現(xiàn)類似柏林或者紐約那種各具特色的藝術文化人士聚居區(qū)。北京的情況是，經濟發(fā)展把藝術驅趕到城外，經濟成熟時再把藝術當做消費品邀請進城。進城，可能都誇張了，只是部份作品進入了美術館，部份樂隊登上了舞臺。當時的他們，相互聽最好的音樂，欣賞最好的畫，誦最好的詩，他們之間不需要消費。而如今，專制社會用意識形態(tài)將我們分裂，資本社會用拜金將我們分裂，分裂為一個個孤立無援的個體，只能迷失在龐大的政治體制下，迷失在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我們的個體被吞噬，過上麻木不仁的生活，不會再從內心發(fā)出善心，發(fā)出對美的感歎，發(fā)出對勇敢的敬意，對正義的支持，反而相互猜忌，相互懷疑，相互算計，看看那些跌倒的老人，被反復碾軋的兒童，看看那些魚肉人民的奸商政客，看看我們自己。不過還好，有些事情已經開始改變，反對金融霸權，佔領華爾街，雖然這些事情可能無效，但青年們開始覺醒，開始反省資本市場的運作對理想的破壞、對我們個性的禁錮。我們不僅要控訴社會，更要反思自身。

歷史是相似的，今天的你們／我們在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