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飛（珞思影視研究組）

今年4月，“真實電視女杰”陳曉楠告別鳳凰衛(wèi)視加盟騰訊。擁有近4萬名員工的騰訊，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首席主持人”這個職務(wù)。

盡管當(dāng)時跳槽事件刮起過一輪熱度，兩三個月過去了，公眾卻很少談起陳曉楠團隊在騰訊上線的一檔訪談節(jié)目《和陌生人說話》。在這個魔幻的年代，節(jié)目希望和訪談對象做十分鐘親密的交心，聊聊人生的滋味，用普遍人性、共同的感同身受來連接一切孤獨的現(xiàn)代人。

數(shù)千年來，人類早已經(jīng)習(xí)慣了英雄敘事和宏大史觀，那些彪炳千古的故事，那些催人奮進的雞血，主角總是帝王將相、政治雄才、商界精英以及學(xué)術(shù)巨擘。我們似乎忘了，你、我、他，以及千千萬萬個普通人，才是最鮮活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生命個體。而每個生命個體的意義，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被取代的。

《和陌生人說話》要把普羅大眾的生命意義，一層又一層地剝開，展示給每一個人看——“不是只有登上頂端的人，才有資格講述自己的故事”。在已經(jīng)播出的四期節(jié)目中，出獄后躋身直播網(wǎng)紅的“大力哥”、現(xiàn)實版“滾蛋吧腫瘤君”的換肺女孩、給死刑犯協(xié)議書的中年男子、以及有殺馬特教父之稱的90后男孩，依次錯步上前，用不加雕飾地方式，講述那些看似平和背后的波濤洶涌。

人生的終極意義、生活的本來面目、現(xiàn)實愿景的劇烈撕扯……所有的恩怨情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放在宏闊浩渺的歷史圖景里，不過是一朵毫不起眼的浪花。但正是所有的不起眼，才波疊浪堆地組成了人類的生活史。這些由同理心渲染而成的心靈溝通，正是《和陌生人說話》最為打動人心之處。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但總有一條路屬于你

這是被網(wǎng)友戲稱為“大力哥”的金句。2013年，東北人趙金龍搶劫未遂，反被制服。在受審時，趙金龍面對鏡頭全無愧色，混不吝地翹起二郎腿，像二人轉(zhuǎn)演員一樣滿臉戲謔，一句大力出奇跡，讓他成為了網(wǎng)絡(luò)世界的“大力哥”。

“大力哥”原本并不這么混。早年的家庭富裕，讓“大力哥”是村里“我說上句，別人接下句”的人物。依靠家里磚廠的紅火生意，“大力哥”每晚能去沈陽酒吧里“造”幾千塊錢；而后親情破裂，家道中落，“大力哥”沉迷含有特殊成分的“藥水兒”，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兩年刑滿出獄后，“大力哥”戒掉了對特殊藥水的依賴癥，卻無法接受外界異樣的目光和梳理的態(tài)度。最窮困潦倒時，他靠在萬達廣場撿煙頭度日，“沈陽渾南萬達廣場，哪塊煙頭多煙頭少，我現(xiàn)在都知道”。也正是在萬達廣場，一個“眼鏡哥”遞給“大力哥”一整根煙，后來成為他嘗試直播的經(jīng)紀(jì)人。

來自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的羅福興，展現(xiàn)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這個曾經(jīng)喜歡留各種爆炸頭，嘴唇上抹上黑紫色口紅，熱衷兩元店里的金屬裝飾，再把身上紋上各種圖案的年輕人，有著大名鼎鼎的江湖地位——“殺馬特之父”。

曾經(jīng)的“殺馬特之父”，只是一名缺乏親情的留守兒童。父母遠在深圳務(wù)工，羅福興的童年在奶奶家和外婆家之間輪轉(zhuǎn)，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羅福興想和父母交流，電話里卻總被告知“沒什么好說的”；唯一一個讓他記憶至今的，是童年的一次生日，冷漠的父親給兒子買了面包和可樂，還一起去放風(fēng)箏。羅福興記得，“那天回家時，天色已晚，爸爸拿著諾基亞，照亮了前方的路”。

然而，更多的是親情的缺失，以及由此帶來的失望。羅福興偶然發(fā)現(xiàn)了“血魔妖家族”、“殘血家族”的QQ群，那些來自美國朋克歌手、日本“視覺系”的造型吸引了他。他用粉紅色爆炸頭宣告了自己的“藝術(shù)之路”，并用英文“smart”諧音造出了“殺馬特”，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收獲了以往從來沒有的關(guān)注。從此，“殺馬特家族”在960萬平方公里上開始野蠻生長。那些來自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四五線城市的青年人，用“殺馬特”來標(biāo)新立異、彼此取暖，彰顯無處安放的青春。

時移世易，“殺馬特教父”發(fā)現(xiàn)了被主流審美拒絕的現(xiàn)實，他留起了寸頭，也慢慢淡出了“殺馬特家族”的管理工作。和父親的和解似乎順理成章，他也不想被蓋上“腦殘”的戳，而想努力工作蓋一間房，“父親死在老屋，我不能再讓我的母親死在里面了”。

如果生命是一場修行，那每一刻都不能放松

最容易被每個人忽略的呼吸，對女孩吳玥來說，卻是一件奢侈至極的事情。2013年，吳玥的肺部被查出罹患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四百萬分之一的發(fā)病率，讓這個樂觀的女孩談起時，笑言是中了彩票，旁若無人地似他人一樣。

有兩條路可以給吳玥選擇：要么在呼吸機的幫助下多活三年，要么承擔(dān)手術(shù)風(fēng)險做器官移植。吳玥選擇了后者。恰巧一個桂林男孩放牛時摔下山，腦死亡后做了器官捐獻。從此，兩個不幸的人共同擁有了同一個肺。

移植不是治療的終結(jié)，而是剛剛開始。從第二年開始，身體的排異反應(yīng)開始發(fā)作，24小時不間斷嘔吐以及鉆心的疼痛，讓吳玥幾近放棄，但她一想到小男孩，就給自己加油打氣：“在死亡面前，所有的疼痛都不值得一提。”吳玥開始給小男孩寫信，她把他稱作“放牛小弟”，自己則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姐姐，在每個難以堅持的時候，都與“放牛小弟”談心。

就在2017年的6月，吳玥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參加第六屆中國移植運動會。400米的賽道，對普通人來說不值一提，對吳玥而言，卻散發(fā)著生命的本真意義：“跑步對肺移植來說，非常重要，至少說明它在你的體內(nèi)，正常工作了。”

重慶男人歡鏡聽，也是個時長跟死亡打交道的人。他不需要直面死亡，但他卻總在和死亡擦肩而過，日子久了，對生命的感悟也就遠超常人，“它時常在提醒我，人生當(dāng)有‘畏懼’兩個字，有些人有些事，是你碰不得的”。

哦對了，曾因侵占公司財務(wù)而被判刑兩年的歡鏡聽，因擁有較高文化程度，在監(jiān)獄中被安排了一項特殊任務(wù)——為死刑犯寫遺書。

時至今日，歡鏡聽還能清楚地回想起第一次為死囚寫遺書的場景：“因為我是第一次感覺到一個生命可以用倒計數(shù)的這種方式，當(dāng)聽到時鐘在嘀嗒嘀嗒響的時候，心里五味雜陳。反倒是死刑犯安慰我，‘大哥你害怕什么？明天要死的是我啊，又不是你’。”

每個生命面對死神的降臨，有著各種各樣的姿態(tài)，歡鏡聽見得太多。“有大小便失禁的，有癱在地上的，也有故作鎮(zhèn)定的。”有21歲的小伙子，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個要求，“吃酸菜魚”，口述遺書時的鎮(zhèn)定，在酸菜魚的催化下，最終化作一灘淚水；而女死刑犯唱出了知青時代的民歌，“少女的心，秋天的云，多少個憂愁苦悶的夜晚，多少個歡樂愉快的黎明”。

無論每個生命的謝幕遺言多么與眾不同，但死亡的鐮刀都冷漠無情——他們都被五花大綁地交給武警，押上刑車就走了。歡鏡聽說：“也許他們所有的人生，就是判決書上應(yīng)該被槍斃的事實，但當(dāng)我走進他們的生活，他們活生生的生命力還有溫暖的部分——人性。敬畏生命，是他們教會我的。”

脫離宏大歷史敘事，觀照生命的本真價值

每個生命個體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段真誠的聲音都值得被傾聽。《和陌生人說話》被稱贊為“平民版的《面對面》”，是摒棄了對社會名流的仰望，而用平視的方式，與每個生命進行對話。沒有居高臨下的頤指氣使，也沒有匍匐在地的卑微謹(jǐn)慎，每一次的真誠溝通，都打破了階層、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等社會學(xué)意義的限制；每個被貼上標(biāo)簽的人，也因此鮮活、多元了起來。

在說起“為什么喜歡和陌生人說話”時，陳曉楠在今年的星空演講中聊起過曾經(jīng)并不成功的兩個采訪，兩個陌生人代表的陌生生活和她有了交集，但在采訪之后便不告而別，永遠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后來她采訪過形形色色的人物，經(jīng)歷了各種各樣的人生，有驚濤駭浪跌宕起伏的戲劇情節(jié)，也有尋常人家尋常生活的動人滋味，再回過頭看，“南下賣身的小姐”也好，“在深圳打拼的農(nóng)村青年”也罷，都只是想借機會和她聊聊天。

“那一刻我不是一個記者，而是一個他們?nèi)松飞吓既幌喾暝敢庾聛砺犅牭娜恕保悤蚤獎忧檎f道，“我們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

40歲才“第一次感受到幸福”的“大力哥”，原來不只是那個只會逗趣的東北漢子。感嘆“人生太荒誕了，就像做了一場夢”的趙金龍，體驗了人生過山車，“莫名其妙地就進去了，也莫名其妙的出名了”。這樣的“虛空大夢”，足夠讓人掩卷長思。

總被貼上“腦殘、非主流、傻X、土鱉”等標(biāo)簽的“殺馬特家族”，也只是青春無法安放的年輕人。他們或多或少地面臨著生存的危機，又在審美意趣上被主流排斥。當(dāng)生活的重壓席卷而來，當(dāng)親情危機旋踵而至，又有誰能像羅福興一樣，以“殺馬特之父”抽身而退，“回歸主流”？

吳玥則是頑強生命力的象征符。盡管死亡像懸在頭頂?shù)倪_摩克利斯之劍，她依舊笑得燦爛無比。“兩年一屆的運動會，變數(shù)太大了，什么事都不能等。”吳玥說：“人類在追求愛、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上，從沒有停下腳步。”

還有每段即將奔赴刑場的最后遺言，承載了多少靈魂對人世間的最后回眸。“他們再也回不了頭”的故事，也是生命之光即將熄滅時的最后光芒。法理之外的共通人性，也足以讓這曾制造人間悲劇的骯臟之手，散發(fā)出微弱的溫暖光芒。

不滿足公眾窺私欲，不惡意煽情與煲心靈雞湯，《和陌生人說話》還能見微知著，從個體生命的喜怒哀樂入手，去反觀歷史浪潮中的人生浮沉。

勾勒出“大力哥”趙金龍的時間軌跡，再與東北經(jīng)濟的變遷史對比，會有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2003年，中央政府提出“振興東北”計劃，投資優(yōu)先的基建如火如荼，趙金龍家的磚廠供不應(yīng)求；而后產(chǎn)業(yè)升級的勁風(fēng)掛到東北，鋼鐵、煤炭、水泥成為落后淘汰產(chǎn)能，磚廠生意一落千丈；而在浩浩湯湯的城市化浪潮里，趙金龍成為了失地農(nóng)民，從此變成了沒有經(jīng)濟收入的“流浪漢”。在此，個體的悲歡離合和地區(qū)乃至國家的滄海桑田，發(fā)生了交匯。

而與其他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相比，吳玥或許還是相對幸運的那個——中國每年約有30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約一萬人，才能獲得手術(shù)機會。這意味著，生離死別是一項每天都在進行的“日常”。

路遙《平凡的世界》里說：“人們寧愿去關(guān)心一個蹩腳電影演員的吃喝拉撒和雞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個普通人波濤洶涌的內(nèi)心世界。”但幸好有《和陌生人說話》，去展現(xiàn)了這些鮮為人知的人生。與大熱的“慰安婦”題材電影《二十二》創(chuàng)造紀(jì)錄片票房紀(jì)錄相比，《和陌生人說話》尚是未被熟知的新大陸。

看看那些開放式的提問吧，只需要一個普普通通的海采，就能擊中人心。“這輩子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保險銷售說，“是兩千多塊錢的衣服，是工作多年最大的獎賞”；中年男人說，“是去縣城買樓，要60多萬，得全款”；媒體人說，“是和比自己小四五歲的男孩子談戀愛”；而公司保安說，“是花七八百坐飛機回家，因為爸爸生病住院，要講孝心”；保潔阿姨說，“是念書，因為家里沒錢，只能讓男孩上學(xué)，不讓女孩上學(xué)”……

令人惋惜的是，在豆瓣上，《和陌生人說話》因評分人數(shù)太少，而未顯示評分。

編輯｜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