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被害者第一季》是一部懸疑犯罪電視劇，講述了一名患有亞斯伯格癥的鑒識官方毅任在一起離奇命案中發(fā)現關鍵證據，卻意外卷入自己失聯女兒的事件。為了保護女兒并查明真相，方毅任決定利用自己的鑒識知識誤導火爆刑警趙承寬，并與握有重要線索的嗜血記者徐海茵合作。然而，方毅任很快發(fā)現揭開真相的關鍵在于隱藏已久的情感。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勝。

這篇劇評可能有劇透

他們生前不被注視，死了之后，警方、媒體、觀眾卻費盡心機搜尋你的身份，你的經歷，這是劇名折射出來的吊詭與諷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雅均和江曉孟為他們策劃出來的死亡儀式也為他們贏得了一次重獲凝視和重拾尊嚴的機會。

“遺愿命案”中的所有死者，基于一個共同點，都有遺愿想要實現。

遺愿命案的引擎者是李雅均。李雅均給江曉孟灌輸了自己的死亡價值觀，江曉孟拔掉母親的維生系統(tǒng)，讓她永遠結束了痛苦。江曉孟加入李雅均的死亡之局。

李雅均與江曉孟進入心理咨詢機構，“收集”那些想要尋死的人，他們便是之后的一系列死者：游誠皓、蘇可蕓、張聰健、莊秉榮、劉光勇。但遺愿命案的死者還應將周洋囊括進來。

周洋的名字出現在所有死者之后，但事實上周洋死于所有人之前。連環(huán)案中的死者出現順序不是按照死亡時間來排列的，而是根據遺愿實現的順序。它的邏輯鏈條是：每個人都因前一人的死，實現了自己的遺愿；每個人也都以自己的死，替后一人實現了遺愿。

游誠皓是邏輯鏈條的起點，她打扮成蘇可蕓的模樣，實現自己成為女人的遺愿，并且同時將自己死亡的現場布置成蘇可蕓未發(fā)行的新專輯的封面，實現了蘇可蕓的遺愿。由于游誠皓前面沒有替她實現遺愿的死者，所以她算是一個小小的特例，她的遺愿實現也借助了后一個死者。

游誠皓的死亡設計或許會引發(fā)反詰：她明明可以我行我素地做女人，不用參加遺愿交接計劃啊？其實游誠皓并不是無法自主地成為心理甚至生理意義上的女人，她是無法成為一個社會性意義上的女人，也就是說社會不肯承認她是一個女人。通過變身為一個有名的女明星，這算是變相地讓自己實現了這種社會性意義上的性別身份。同時，她的自殺也是一聲絕望的叫喊，她以死向社會明志：我就是女人。

由于游誠皓實現了蘇可蕓重獲關注的遺愿，于是蘇可蕓在安邦公司樓頂以張聰健的名義自焚，引發(fā)公眾對血汗工廠的關注，實現了張聰健的遺愿。

接著張聰健死在莊炳耀的工作室，曝出藝術家莊秉耀的造假新聞，實現莊秉榮讓自己的藝術才能被公眾得知的遺愿。

再往后，莊秉榮以劉光勇的名義投水而死，實現劉光勇為少年時殺人罪過的懺悔。

最后，劉光勇戴著周洋的手環(huán)，從安光護理院十樓墜下，實現了周洋曝光護理院虐待老人內幕的遺愿。

整個遺愿命案的運行機制就源自這樣一個高概念設計，它擬定了這場被害者游戲的運行規(guī)則。

按照遺愿命案的自殺邏輯，必須是目睹前一人為自己實現了遺愿，自己才會坦然去為下一人實現遺愿。但是這個邏輯并非一直奏效，它在劉光勇和周洋這兩個環(huán)節(jié)上說不通。劉光勇最后在求生的情況下，被李雅均強行注射死亡。

而周洋實際上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這個游戲，他的確失去了活的勇氣，也有想要曝光護理院的遺愿，但他并非死于自殺，而是李雅均的藥物他殺。如果說這一邏輯缺陷還能基于周洋的確想要自殺卻無法自主完成，而李雅均是在幫他解脫痛苦而自圓其說的話，那么另一邏輯缺陷則很難說通了，那就是周洋死之前根本沒有目睹自己的遺愿實現，直到遺愿命案發(fā)展到最后，劉光勇的尸體戴著他的姓名手環(huán)，從安光護理院十樓墜下，引發(fā)轟動，他才算是實現了自己的遺愿。可是此時目睹遺愿實現的，已經是他的“在天之靈”了吧。所以周洋的遺愿實現，基于的是李雅均的守信。可是吊詭的是，周洋并沒有與她建立契約，這一契約是李雅均單方面書寫并簽署的。按照遺愿命案的自愿邏輯，李雅均本可以征詢周洋的意愿，讓他自愿入局，但她沒有這么做。無論她基于多么善意的前提，事實依然無法改變，周洋的死是一個陰謀，一場謀殺。

李雅均的扮演者林心如在第八集幕后采訪中分析李雅均的心理時，說李雅均生命意志的崩潰是因為她所愛之人周洋生命意志的崩潰。遺愿命案從此開始。而李雅均踏上了幫助他人實現遺愿——抑或說教唆殺人——之旅。可是在劇中，李雅均的這一心理動機建構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實現。

不過，也正是這兩處邏輯上的破綻，令散發(fā)著“犧牲”、“自由”、“價值”這些美麗光環(huán)的一組自殺藝術蒙上有悖倫理的陰影。

李雅均基本上只是一個功能性人物，劇集對她本人的刻畫顯得倉促、薄弱，基本就是讓她自己念了一遍編劇的背景設定。

她真正的作用是拋出那些“大哉問”：

協(xié)助他人自殺是可以的嗎？

她的行為究竟是在救苦救難，為人超度；還是通過洗腦教唆殺人，狂妄地裁決他人生死？

自殺是可以比活著更有價值的嗎？

這些問題還可以有進階版本：

如果說協(xié)助自殺是可以的，那么在什么條件下才可以？

助人解脫痛苦式的協(xié)助死亡與基于洗腦和教唆的謀殺界限何在？

如果自殺有可能產生價值，什么樣的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什么樣的自殺比活著更沒有價值？

李雅均和周海茵在第八集的對話在這些問題上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角力，結果以李雅均基于死亡的升華理念失敗、周海茵基于生命的希望理念勝利告終。但這樣的探討未免受困于主流，顯得野心不足，更像是一針安慰劑，并不能起到太強的啟發(fā)性。其實生死的意義問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死和生也不是消極與積極的二元對立。李雅均的死亡觀念的確出于她生命價值的崩毀，具有消極性和欺騙性，但她的故事遠不能囊括死亡話題的全部面向。其實我們用不著擔憂消退生的光環(huán)、承認死的意義之后，人類會陷入彷徨。為了價值正確而去崇高生命、矮化死亡的做法，對直面復雜而艱深的問題徒增泡沫，并無裨益。其實劇中對死亡的態(tài)度大多數時候都是比較客觀和開放的，但是最后這場對話實有糾偏之嫌，仿佛擔心先前的客觀呈現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相比這些無解的終極命題，故事中投射出來的那些社會議題與邊緣群體的處境會顯得更為當下與實際。

游誠皓的故事關照到性少數群體的心理與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認同度問題。這里我使用的詞語本來是“寬容度”，但我意識到“寬容”一詞背后也帶著威權感，仿佛非異性戀者需要得到主流社會的批準似的。我認為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力，我們應該做的是認同、接納，而不只是寬容。游誠皓的父母不能理解她，在工作中又被歧視、欺負，她只從青青（江曉孟）那里得到一種相依為命的安慰。

蘇可蕓的故事折射出明星這種特殊的公眾人物身背的壓力。潮漲時刻萬人呼嘯，潮退之后無人問津，反智浪潮下的追星現象就是這樣。明星所經歷的巨大落差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們的心態(tài)是很有可能失衡的。

張聰健的故事反映出職場奴隸的生活狀況與黑心企業(yè)、血汗工廠奴役員工的事實。“996”話題之所以引人關注，就因為這類受害者太多，而正義的追訴又如此之難。

莊秉榮的故事是一個藝術家尋求認可的故事，一方面他創(chuàng)造出杰出的作品，另一方面他生活在孤獨陰暗的世界，無人知曉。這也是一個表現兄弟之間的愛與剝削并存的故事。表面上看莊秉榮是那個殘缺之人，實際上弟弟莊秉耀殘缺在內心，他嫉妒哥哥的才華與父母對哥哥的親情傾斜。他盜取哥哥的藝術榮耀，獲得一種變相的代償，這又令本就殘疾的哥哥反過來產生巨大的失落。但揭開這層剝削關系，兩人其實又是共生的，就像莊秉榮講述的兩只小狗的故事那樣。這個故事令人對親密關系產生更多思考。

劉光勇的故事是一個曾經犯下大錯的少年犯四十年后的自我救贖。在十七歲時，少年劉光勇在青年流氓的威逼恫嚇之下，心態(tài)崩潰，殺死一個無辜之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對一個少年來說莫過于此。當時的他只是一個孤立無助而又心智不夠成熟的少年，殺人又是在脅迫之下的行為，他并不是一個暴徒，也正因于此，他才會備受良心折磨四十年，仍然覺得自己只能以死謝罪。這個故事令人聯想到青少年間的霸凌問題，社會的容錯機制，以及對過錯犯的心理關注。但這個故事有更高的價值，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說，劉光勇在那時那刻的作為是無可避免的死結，這種具備永恒性的悲劇，人類該如何面對，值得不斷地深思。

周洋的故事則牽引出老年人的弱勢處境。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給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保障，老有所養(yǎng)是對對人的關懷與尊重，一個社會如何對待老年人，體現出對是這個社會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死生亦大矣，可生死問題不僅在哲學層面上顯得重要。如果一個社會是唯利是圖的，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無法再創(chuàng)造經濟價值，那么他們就很有可能被這個社會所拋棄。因為這樣的社會是人性喪失的叢林，生命是可以被利益踐踏在腳下的，每一個普通人基本的生命權利都會變得無從保障。但人人都會變老，每個人肯定都不希望自己在變老之后就被社會所拋棄，因此我們應該追求建立一個老有所養(yǎng)的社會。

死者的故事中，比如張聰健和周洋的故事，還反映了金權交易的內幕。無良企業(yè)長期作惡，卻始終屹立不倒，這與權力部門的失職或腐化是分不開的。

我們也別忘了幾個主角身上投射出來的現實問題。

調查記者周海茵本來用冷漠嗜血的態(tài)度處理一切新聞素材，為了第一手報道不擇手段。但當她的一篇報道不可避免地催化了命案的發(fā)生之后，她這才開始反思，承擔起了媒體本應具備的責任。這體現在她重復對方毅任說的一句話：“我們可以阻止這一切。”媒體不能只是商業(yè)機構，媒體有其天然的使命應扛起，有其天然的倫理應恪守。媒體應該追尋真相，監(jiān)督權力，對抗強權，聚焦弱勢群體和社會痼疾，塑立公序良俗。而劇中的媒體行業(yè)卻可說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使命，背離了倫理。徐海茵的上司囿于政府和企業(yè)勢力，規(guī)避尖銳的社會新聞。徐海茵一個男同事在面對張聰健的案子時一語道破媒體的失職：很多記者都收到過他的檢舉信，但是沒人敢報。

方毅任患有亞斯伯格癥，這令他在情感與交流方面存在障礙，情緒控制能力不佳。這反映在他與人說話直來直去，不知轉圜，容易狂躁、吼叫，而且家庭破裂。演員張孝全給這個角色賦予了痙攣的挑眉動作，和回避他人目光的扶眼鏡動作。某種程度上講，他促成了這個悲劇的發(fā)生，若不是他對女兒的忽視，江曉孟也不會推動遺愿命案的發(fā)生。但他這樣的人難道就不配獲得幸福嗎？當然不是。作為一個會被歧視為不正常的人，他又其實比一些所謂的正常人做得更好，至少當案件發(fā)生后他在努力改變。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可說是一個自閉癥父親有關親情救贖的故事。

江曉孟這個角色承載著那些家庭破碎了的孩子遍嘗的凄苦、辛酸。由于父親的缺位，她身體上留下了永遠的疤痕，但更難撫平的卻是刻在心底的傷害。她獨自承擔起母親病痛所需的花費，在底層淪落掙扎。她鼓起勇氣希望從父親那里獲得親情的支持，得到的卻只是擦身而過的父親頭也不回的背影。在她失去生活的信念之時，她遇到了同樣失去信念的李雅均，在李雅均的誘導下，她加入了遺愿計劃。她幫助那些想要放手的人在死之前實現遺愿，為他們點起守護的蠟燭。而她自己也準備一走了之，但她也有一個放不下的遺愿，讓父親想起她，找到她。在懸崖邊，父女倆終于見面。江曉孟一字一句背出小時候在父親的卷宗里記下的殺人手法，這與遺愿命案中的被害人死法一一對應。這揭示了站在江曉孟的側面，遺愿命案只是一個女兒對父親的一番執(zhí)念與深情。

藏身遺愿命案之后，最隱秘的主角是李雅均。她是印度尼西亞人，從她嫁過來之后沒幾年老公就進入護理院這點來看，夫妻倆年齡懸殊，而且她很有可能是被買來的妻子。她說自己被護理院聘為黑工，可見她是非法移民。這樣的身份表明她就像黑暗中的老鼠，是與陽光下的社會和人群相隔絕的，這加塑了她的孤立處境。這樣的經歷表明她沒有體會過愛情，因此愛情的一線閃光就會令她感動莫名，因此周洋對她如此重要，周洋的消沉會令她喪失對人生的期盼。如果她沒有經歷過愛情，她反而能夠熬過這漫長無望的生命。

在這些角色中，很多人都是可能被社會選擇性忽視的那種人，也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他們生前不被注視，死了之后，警方、媒體、觀眾卻費盡心機搜尋你的身份，你的經歷，這是劇名《誰是受害者》折射出來的吊詭與諷刺，這個劇名并不只是一個概念，一種懸疑。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雅均和江曉孟為他們策劃出來的死亡儀式也為他們贏得了一次重獲凝視和重拾尊嚴的機會。而將主題設計為尋找受害者，而不只是罪案劇通常的追兇，概念上反其道而行之，頗有新意。而且劇名所呈現出的矛盾還在于，既然他們是自殺，為什么要稱他們?yōu)椤氨缓φ摺蹦兀窟@正是要引人思索的地方。當然，答案泛泛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有一些自殺并不是個體性行為，它們可能具有社會背景、家庭背景，與個人的成長過程和生活經歷有關。這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經體現得很明顯。

這一系列角色與故事都有其現實的土壤，可見劇組著實耗費了一番心血。但還是不得不說，這方方面面的反映都只是點到即止，能夠引發(fā)一定的關注和思考，但并不能起到太強的反哺現實的意義。當然，這主要是一個犯罪推理劇，社會現實是套在其中，為“被害者游戲”這個概念所服務的，它的重點在展現如何突破層層關卡，而不是停在某一層，深挖下去。因此在這方面苛責，會顯得文不對題。

我知道《誰是被害者》是一部很不完美的作品，它最打動我的地方也的確不在劇中，而在劇外。它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一部群策群力、踏踏實實做出來的作品。它表達出了在基本完備的工業(yè)體系之中，一部用心創(chuàng)作的作品能達到的較高水平。犯罪技法向醫(yī)學與媒體取經；概念設置標新立異；懸疑的構筑與瓦解有趣有理；敘事手法如片頭閃回的運用引發(fā)觀眾對人物的深切共情；對十幾位重要角色的背景豐盈比較到位，對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也做到了鮮明。

但最讓我欣喜的是與內容無關卻又大為交關的地方，那就是我在臺劇中看到了如美劇般標準化、專業(yè)化、體系化生產的訊號。這充分表現在每集結束后的滾動字幕中和幕后紀錄片中。在當下的華語劇集市場環(huán)境中，我期待的根本就不是零星的爆款，而是體系的建立。而臺劇市場，有資本注入，有自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正是群雄逐鹿、猛龍過江的好時節(jié)！

（公眾號：段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