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十九條》是一部關于心神喪失和心神耗弱的日本犯罪電影。故事圍繞一對夫婦的慘遭殺害展開，嫌疑犯柴田正樹承認殺人，但否認動機。法庭經過司法鑒定確認柴田患有精神分裂癥，根據刑法第三十九條，他無需承擔法律責任。然而，鑒定助手小川香深對此有疑點，展開了進一步調查。她發(fā)現被害人曾經殺害過一名女童，但逃過法律制裁。小川開始追蹤女童的家庭，發(fā)現女童還有一個哥哥。影片通過揭示人性的復雜性和法律的局限性，引發(fā)觀眾對正義和道德的思考。觀眾將被帶入一個撲朔迷離的犯罪謎團，同時也探討心理疾病對人行為的影響。電影以扣人心弦的劇情和精彩的演技，引發(fā)觀眾思考真正的正義，并尋找法律和道德之間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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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日本誕生的一部電影叫做《刑法第39條》 。刑法第39條：身心不正常者所犯罪行，不應受到懲處；身心有缺損者所犯罪行，應予減刑。
本影片以相對較暗的灰色調為主色調，奠定了整體的肅穆神秘感。影片開頭一個男子（也就是本文的主角）在話劇舞臺上演一個殺人犯在食下尸體后不停嘔吐的場景，也就在嘔吐停止的時候，男子被闖入的警察帶走。男子被帶走的原因是警方發(fā)現有一男一女兩人在自家被人殺害，而正巧嫌疑犯男子曾于案發(fā)前一晚與死去的女子在女子所就職的餐廳發(fā)生了口角。在審訊嫌疑犯的過程中，警方發(fā)現疑犯會出現神情恍惚甚至突然控制失調表演起莎翁名作《哈姆雷特》節(jié)選的現象，從而警方開始懷疑嫌疑犯的精神問題，并找來東京大學權威的精神科教授來為其做精神狀態(tài)審核。在審核過程中，當教授問及一些關于這件案子的相關刺激性問題時，疑犯的身體開始劇烈抽搐并且呈現僵硬狀態(tài)，半分鐘后，疑犯性情大變，由原先的木訥呆板、語言匱乏突然變得暴力外向、言辭犀利。根據疑犯的這一點，精神科教授認為其具有明顯的多重性格，屬于精神疾病的一種，且認定了在犯罪現場，將被害人殺害的正是隱藏起來的暴力原始人格。與此同時，膽小懦弱的教授助手小川小姐因為其在被疑犯攻擊時沒有感受到其明顯的外露殺氣，從而懷疑疑犯是借用了自己的演員身份偽裝自己是精神病患者。但疑犯沒有動機的殺人行為同樣也引起了小川的不解，于是，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小川開始從被害者入手，尋找疑犯的殺人動機。男性被害者曾經在15歲時殺害一名小學一年級的女生，并且最后因為精神疾病的原因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僅僅做了六個月的強制性精神疾病治療。小川輾轉找到被殺害的小學女生的親身哥哥，但在詢問過程中，這位哥哥不愿透露當年的任何事情，這讓小川產生了很大的疑慮。在去查疑犯的現在身份的時候，通過鄰里的口中得知，現在疑犯所用的姓名和身份都是假的，而這個身份的真正主人已經死了，這就更讓小川堅信疑犯其實就是女學生的親哥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復仇。通過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影片開頭，為何疑犯所念出的臺詞正是《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同樣是復仇，同樣是被仇恨蒙蔽了雙眼，疑犯與哈姆雷特存在了某些共通處。與此同時，幫助小川一起調查的那位警察在疑犯家中發(fā)現了大量的心理學書籍，從而，一個大膽的猜測產生了。疑犯當年得知殺害自己妹妹的罪魁禍首未能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時，就開始醞釀這次的復仇計劃，當年向其表白的女生成為了其夫人，并且在暗處幫助他完成這次復仇。他們找到一個陌生人，為其提供食宿，并且讓其與疑犯妻子扮演夫妻頂替了疑犯的真實身份，而疑犯則找到了現在的這個身份——一個擁有家族精神病史的已過世的人。用了這個偽造的身份，就可以讓人以為其犯罪真的是由精神疾病導致，而不是有明確殺人動機的預謀殺人。在法庭的最后一次審判上，小川與警察都拿不出有力指證疑犯的證據，只好再進行一次精神分析。小川在分析前將三個信封分別分發(fā)到庭長和兩位律師手中，并交代在分析結束后打開。小川成功地再次逼出了疑犯的“第二人格”，但與第一次一樣，疑犯并沒有真的失去自身控制，并沒有真正對小川下毒手，從而證明了小川的觀點。當庭長和兩位律師將手中信封打開后，看到的是小川與疑犯之間幾分鐘前現場對話的紙質版，小川解釋稱其將問題與在精神科鑒定一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標準答案都呈現在紙上，同時疑犯此前的回答與正確答案無差，從而可以證明，疑犯真真切切是在演繹一個精神病患者，而不是真正的生病的人。疑犯在這個時候也站出來承認了自己并非精神病人，他只是為了復仇，但更多的，他是為了挑戰(zhàn)刑法的第39條。在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疑犯只是殺死了剛剛殺害自己妻兒的男被害者，也就是殺死疑犯妹妹的兇手，通過男被害者殺死自己妻子和當年女學生的對比，可以發(fā)現男被害者的精神疾病根本就未痊愈。看到這里，影片結束，但留下的思考題卻沒有結束。當我們用刑法保護了精神病人的人權時，誰來保護那些被精神病人誤傷的人的人權呢？刑法的第39條在這個案例發(fā)生后被廢除。精神病人的鑒定是由精神科醫(yī)生來做的，并且每個人的指標都不同，沒有明確的客觀指標，那么，精神病人的鑒定必然是個主觀意識的體現，就不會有絕對的公平存在。在這種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群人權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我們是完全尊重病人的人權而忽略其中的隱患，還是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漏過一個？其實在我看來，本片最大的一個不可容忍點是在于對男被害者的治療時間只達六個月之久，從那以后就可以進行正常人的生活。在我看來，一個重型精神病人即使在表現真正康復后，依然不能磨滅其當年殺人的事實，終身監(jiān)禁治療也許會是更好的辦法吧。（本文僅表達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