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發(fā)）
　　媽媽，你可曾記得我的那頂草帽
　　就是夏日里的那頂草帽
　　在從難冰去霧積的路上
　　隨風飄進了路邊的空谷
　　那條幽谷也飛雪飄搖
　　我那只閃亮的意大利草帽和我寫在背面的名字
　　將要靜靜地、凄涼地被積雪埋掉……

　　媽媽，我喜歡那頂草帽
　　一陣清風卻把它吹跑
　　你可知那時那刻我是多么惋惜

　　媽媽，那時對面來了位年輕的采藥郎中
　　打著玄青的綁腿和手背套
　　他不辭勞苦幫我找
　　無奈谷深草高
　　他也無法拿到
　　媽媽，你是否真的記得那頂草帽

　　那路邊盛開的野百合
　　想必早該枯萎
　　當秋天的灰霧把山崗籠罩
　　草帽下也許每晚都有蟋蟀歌唱
　　
　　媽媽，我想今宵肯定會像這兒一樣
　　那條幽谷也飛雪飄搖
　　我那只閃亮的意大利草帽和我寫在背面的名字
　 將要靜靜地、凄涼地被積雪埋掉。
　　
　　——西條八十《草帽歌》

　　對于最早一批從改革開放獲益的上一輩人看來，所接觸的許多進口影視文化作品如今都成為的值得回味的經(jīng)典。在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日本七、八十年代的影視和文學，譬如《阿信》、《血疑》、《望鄉(xiāng)》、《砂器》和本文要談的《人證》。《人證》的主題曲，黑人喬山中演唱《草帽歌》，自然也隨著電影故事掀起的震撼成為的經(jīng)典。有見劉歡、崔健都有各自翻唱的版本。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中，幾個北京大院軍屬的孩子聚在一起，也曾有演唱詞曲的情節(jié)。可見其為人熟識。而，此曲所唱頌的，正是相關小說中感人的心結。

　　 兩年以前追著TVB明珠臺看完竹野內(nèi)豐主演日劇《人性的證明》（既《人間の証明》，下文簡稱《人證》）。十分喜歡，而后又找來電影版和森村誠一的原著看完。和朋友不同的，個人比較偏愛電視劇版。當然從整個故事脈絡看來，電影、劇集、小說都各自表現(xiàn)的自己的特點。這里以電視劇為主做籠統(tǒng)的評述。

    故事的主人公，那個不善言笑的棟居弘一良本著對人的生命執(zhí)著，憑借兇殺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一頂草帽和一本詩集，不辭勞苦，不屑與同事發(fā)生爭持，鉅細糜遺的走完了整段旅情推理，直至為死者昭雪。初看這部電視劇時，并不十分感受得到它所帶來的深遠意義，一個日本警察，為一個客死異邦無名分的美國黑人揭開了他漫漫的尋母至受害而死其全因后果的故事。但自身接觸和認識到更多，思考得更深入時，會發(fā)覺《人性的證明》是部揭示和閃爍人性丑陋和光芒的經(jīng)典作品。

　　 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是日本戰(zhàn)后續(xù)松本清張后再次把社會派推上浪頭的靈魂人物。大家對他最熟悉的莫過于他那證明三部曲，既《人證》和《青春的證明》、《野性的證明》（還有一部叫《新人性的證明》，同樣深刻的題材寫出作者森村誠一一貫的風格），而證明三部曲中又以《人證》最為突出。老一輩推理小說家橫溝正史就有稱贊道：“《人性的證明》是森村誠一最高的杰作，也是日本推理小說中的杠鼎之作。” 日本著名評論家小泉健一郎也有贊道：“更重要的是它（即《人證》）反映出來的主題，它反映出了許多其他電影沒有反映出來的東西”。

　　 《人證》敘述的是著名時裝師兼家庭問題評論家八杉恭子（郡恭子）在青年時代曾與一美國駐日本的黑人士兵相戀，并生有一子，由于特殊時局的原因，二人離別后從未再見。隔著時間的推移，兩人彼此不相往來，各自都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八杉恭子本人為參選地方議員候選人，為了保住自己和丈夫的名聲地位，對于后來千里尋母的親生兒子約翰尼·霍華德（也譯為喬尼、尊尼）竟兇殘的殺害，而約翰尼·霍華德這位癡于對母親的敬重的混血黑人，寧愿在臨死前把給生母八杉恭子帶來不利的證據(jù)丟棄掉，為表自己作為兒子能給母親最后的純真的愛護。

　　《人證》它的最大可看之處在于對人性丑陋、矛盾和善美的揭露、剖析和描繪。主角棟居的父親在棟居年幼時為阻止駐日美軍欺辱一位日本少女（注：原著中受欺辱的女孩是八杉恭子，而電視版中則改為另一角色。）而被美軍強毆致死，而這些駐日美軍又再瀕死的主角的父親身上小解……深刻反映了美日當局戰(zhàn)后的政治合作，對犯罪事件縱容的普遍，至使普通日本貧民遭受欺辱之苦。

　　棟居的父親原是薄薪的小教員，他為了能給自己開心的一笑，給自己唯一的孩子買了他喜歡的生日蛋糕，當這位仁慈的父親被美軍毆打之時，棟居則苦苦哀求路過的眾人叫道“爸爸，誰來救救我的爸爸……”，沒人搭理，蛋糕就被亂哄哄的人群打翻在地上并踩得模糊。

　　約翰尼·霍華德的父親威爾遜·霍華德為了能夠圓了自己孩子的尋母愿望，竟不惜拼上老命撞到銀行家的車子借此僥幸得到了賠償費，作為約翰尼·霍華德奔赴日本的旅費，自己卻因傷勢嚴重而死在哈萊姆。

　　主角棟居在為約翰尼索取力證時遠赴的約翰尼·霍華德老家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qū)，恰巧的就遇到了殺害自己父親的兇徒（肯·舒夫但），而這位兇徒早已變老，成了成年子女的父親。矛盾交織于心頭的棟居，因為感受這位駐日老兵肯·舒夫但同樣不失有著愛護子女的慈愛，放棄的尋仇的念頭，更是阻止了一場針對這位駐日老兵威爾遜的槍擊事件……作者要傳達另一思想，人的不可思議，人的善良，人的偉大，就在于他會因為維護另一個家庭的幸福放棄對自身怨恨，而且他清楚“仇恨不能解決問題”，棟居就是這樣一位偵探。

　　以上是電視版編劇給出的一個完美的收場，原著中的肯·舒夫但就沒這么幸運，這位哈萊姆黑人區(qū)兢兢業(yè)業(yè)工作著的美國警察，他在那風雨飄搖的戰(zhàn)后被派往日本的橫須賀駐日美軍基地服役，滿腔的牢騷在一個阻攔他獸行的弱小的日本男人身上宣泄。多年后，似乎報復是輪回的，一個哈萊姆黑人暴徒，是對壓抑黑人的社會不公憤恨？還是對白人警察的不信任和仇視？不明動機帶著偏見的鋒利匕首刺進肯·舒夫但的腹部時，他清楚的明白了什么，也意味結局的到來。

　　當那個千里迢迢來到日本尋母的黑人小伙子，被自己日思夜想的母親用匕首刺入胸口的那一刻，他卻突然醒悟了：“媽媽，我是你的累贅嗎？”在那無比悲傷的眼神下，他居然把刺一半的匕首深深地往自己胸口插進去。“媽媽，你快逃吧，在你安全離開前，我是不會死的”。
　　
　　死者約翰尼的錢包是給流浪漢吉川撿走的，這個流浪漢他卻有著一個慈父之心，他把拾到的錢用來資助毫無希望成名又渴望成名的街邊賣唱女了——吉川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兒一樣。

　 酒店女招待員小山田文枝遇害失蹤后，他的殘疾丈夫小山田武夫和情夫新見隆本著自身人格上的完美，同時放下仇恨和自尊為了自己深愛的一個人走到了一塊找尋真兇。

　　人性的純潔，相對的卑劣，單純的和矛盾的，有自私的和有無私的和無語言表的人性。我們所思考的人性到底又是個什么概念？總的說，人性就是以人為單位簡化到個體上。如棟居弘一良所說的一樣：朋友，親人不過是一起編隊飛行的飛機，如果哪架飛機發(fā)生了故障或是飛行員受了傷，不能再飛，友機也無法代為駕駛，頂多只是在他旁邊照顧、鼓勵而已。實際上這種鼓勵也沒什么用，無論怎么鼓勵，既不能排除飛機的障礙，也不能恢復飛行員的身體健康。使飛機繼續(xù)飛行的最終還是自己。人生難道不是和一個人乘坐革座飛機飛行一樣嗎？無論機體受什么傷害，既不能同他人換飛機。也不可能讓他人代為駕駛。所以無論是殘疾丈夫小山田武夫和情夫新見隆，他倆都意識到要獨立承擔自身的責任，人性就在這幾個簡單細節(jié)中得到了獨立的體現(xiàn)。
　　
　　回想到我們某些可憐的群體意識，總是不斷的強調著“我為人人”的大概念、大義滅親的英雄氣概和某些側重政治意識形態(tài)直截把黨籍劃做認定為好壞的濃厚偏見，這種常常被放在熒幕上大書特書的情節(jié)，大是大非總不免就是一語帶過，人性中的獨立思考的孤獨感被壓制和壓抑住了，使得我們放棄從人的角度來觀望事物，認同一切人事物好壞的誕生都是可以用分割線單純化的，我們對人性的道德形成又有過多少深刻的思考呢？
　　
　　此外，《人證》也以他獨特的背景描繪出了日本戰(zhàn)后不穩(wěn)定的輪廓，譬如那些在上世紀60年代末越戰(zhàn)爆發(fā)時期、日美安保條約簽定時期背景下，學生（或說左派青年）手牽手的聯(lián)合與警察發(fā)生沖突的場景。如果讀者你有接觸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那對于這種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此類典型的事件就不會感到陌生，這是日本戰(zhàn)后被冷戰(zhàn)規(guī)劃和重整的社會內(nèi)部意識不諧調的趨向所勢，從這看出種種誘發(fā)日本社會矛盾其中一個癥結所在。這當然也可看作是構成人性形成的一種環(huán)境因素。

    相馬晴美和八杉恭子在學生年代同是日本五六十年代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左翼激進份子。尤其是相馬晴美這個年輕而志氣激昂的左翼憤青，當她跟八杉恭子談到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時一臉純真稚氣。在自己卻被驅逐在異鄉(xiāng)秘魯度過大半生，歸來垂老國際格局變動，紅潮褪去之時，相馬晴美仍憑借學生年代在一次激進學生運動中把救下恭子，和自己掌握恭子年輕時期時的所做所為后成為其目標和依賴，在大字號雜志上大談“論國家進步與革命關系”一類的論文，但相馬晴美也只能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交錯矛盾死死抱著背離時代的幻想茍延殘喘。尤其是看到當初以自己為膜拜對象的小女生八杉恭子如今竟相反的站在演講席上大談政治抱負時，她迷懵的想再借助八杉恭子的背景施展自身的政治影響力，而最后相馬晴美去因為八杉恭子的心腹佐伯游說之后，意識到自己早已成為前時代的遺民，跳樓自殺了。或許相馬晴美的插曲，影射的正是那個可憐且又可怖的赤旗軍（重信房子領導的國際紅色恐怖組織）。

　　森村誠一這位堪稱深明的小說家曾經(jīng)就在朋友面前說過：“在我的小說里，我所描繪的全是人間的戲劇。我認為一個作家應當關注社會問題，以反省歷史來揭露社會弊端，追求人生的真諦，這才是我寫作的目的，也是我生存的意義。……當一個只知版稅與稿酬的作家，我是無法容忍的。”森村誠一這位高舉“人性”旗幟的小說家，對于日本亞洲戰(zhàn)爭期間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對日本憲法第九條的保護主張，使得他成為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釘。他的另一部報告文學《惡魔的飽食》（既《惡魔の飽食》，另譯名《食人魔窟》)既是揭露日本石井細菌部隊（既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在中國哈爾濱省所犯有的人體試驗和研究生化武器等等丑惡行徑的罪行。在《惡魔的飽食》這部撕毀日本右翼政客虛偽面具的力作之后，森村先生又推出了《人性的證明新編》（既又譯《新人性的證明》，既《人證》的續(xù)作），主角還是棟居，故事是取材真實事件改編，一樣揭示了731部隊的可恥行徑。

    森村誠一的作品多貫著性和暴力，這兩著當然是欲望價值的突出表現(xiàn)人性的行為動機。森村誠一因為幼時住處遭受美軍空襲的殘害，也使他的許多故事作品中透露其反美的心結。另外森村誠一寫過歷史小說，例如有著日本戰(zhàn)國背景的《人間之劍》。其文筆清晰流暢，故事通俗易懂，成為其暢銷不衰的原因之一。

    著此文對這一位深明的作家略表敬意。

這篇影評有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