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傻大鬧寶萊塢》是一部改編自印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同名小說《五點人》的電影。這部電影講述了三位好友法蘭、拉杜和蘭喬在皇家工程學院的生活，他們之間的友情和成長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和幽默感。主角蘭喬是一個不墨守成規(guī)的學生，他質疑學校的教學方法，并鼓勵好友們追求自己的理想。他還勸說校長的女兒碧雅離開不合適的未婚夫，展現(xiàn)出他獨立思考和勇于挑戰(zhàn)權威的精神。電影中還涉及到了“消音器”和蘭喬之間的決斗，十年后的再次對決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情節(jié)轉折點，為故事增加了緊張刺激的氛圍。這部電影在印度和其他國家都獲得了廣泛的贊譽和認可，它傳遞了積極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和對追求夢想的勇氣的鼓舞。總的來說，《三傻大鬧寶萊塢》是一部充滿活力和情感的印度電影，它不僅是一部娛樂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考和價值觀的電影。

《三傻大鬧寶萊塢》是一部印度電影，改編自奇坦·巴哈特的小說《五點人》。故事發(fā)生在皇家工程學院，講述了三位學生法蘭、拉杜和蘭喬的冒險故事。蘭喬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學生，他不按常理出牌，并鼓勵法蘭和拉杜追求自己的夢想。影片以喜劇、愛情和歌舞為主題，展現(xiàn)了三位主角在學院中的成長和奮斗。

我最喜歡的一位單口相聲表演者叫Russell Peters，他是加拿大第二代印度移民，專長于種族笑話，又善模仿各種族裔的口音，不管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意大利人，他都能找到突出特色予以模仿夸張，在逗得觀眾哈哈大笑之余留下悠遠回味，一邊佩服他觀察細致入微，一邊咂摸各個種族的痼疾毛病。Rusell Peters曾經對印度電影做過夸張總結，幾個主要點跟我印象中的傳統(tǒng)印度歌舞片還真是嚴絲合縫，什么窮小子愛上富家女啊，沖破種姓屏障私奔之類的。其中最搞笑的一點是他說印度片子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劇情，一定會突然到達一片鳥不生蛋的曠野，中間一棵孤樹，女主角藏于樹后，隨著音樂的節(jié)拍從樹左側突然探出頭來，唱一句，縮回去，再從右探頭，反復幾次，手則作蓮花指翹于頦下，眼珠左顧右盼，迷得追隨她前來的男主角神魂顛倒。

所以，我也是帶著這樣的期盼來觀賞印度電影《三個傻瓜》的。這個大體改編于印度暢銷書作家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的處女作小說《五點人》（Five Point Someone）的故事果然爆笑，名字里“三傻瓜”所言非虛——在每學期42場考試、成績排名張榜公布、競爭激烈乃至自殺率高居不下的“皇家工程學院”中，竟然出現(xiàn)了個周星馳般不按牌理出牌的問題學生蘭喬（Rancho），他頂撞老師，質疑傳統(tǒng)，完全不把成績當回事，古板校長“病毒”當然要罵蘭喬和兩個追隨他的室友，法蘭（Farhran）與拉杜（Raju）是大傻瓜了。

這個特立獨行的蘭喬有個口頭語叫“一切都好”（Aal izz well），影片中一段恰到好處的歌舞充分詮釋了這種樂天派心態(tài)的關鍵——就算不能解決問題，至少可以平復心緒，打敗恐懼，增加直面問題的勇氣。我非常佩服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在這段歌舞前后的調度安排，每段超現(xiàn)實的舞蹈暫告一段落后鏡頭都切回故事進程，輕松推進情節(jié)發(fā)展；整個狂歡結束后再突如其來一個巨大的對比，讓觀眾的情緒從輕松愜意的云端直墜沮喪遺憾的谷底，既增加了劇情本身的跌宕起伏，又給本來輕飄飄的“一切都好”加入了對比及深度。寶萊塢的敘事技巧實非虛名。

比起通常的好萊塢喜劇片，《三個傻瓜》幾乎長出一倍，小包袱小笑料層出不窮，種種小片段事無巨細，但卻并不考驗觀眾的耐心。我覺得這跟情節(jié)安排的前后呼應及影片整體所維系的“嚴肅的調侃”基調分不開關系。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介紹拉杜的家庭環(huán)境時，畫外音一邊自嘲地說“就像五十年代黑白電影的翻版，狹小昏暗的房間，癱瘓的父親，咳嗽的母親，尚未成婚的姐姐”，一邊自動將畫面飽和度調低，故意弄成黑白老電影的粗糙顆粒質感。以后只要一演到拉杜的家，電影就自動彩色轉黑白。而不管是“一切都好”，還是“病毒電力轉換器”，只要前面有所鋪墊，后面的橋段就必然用到，包括蘭喬所臆想的“騎摩托新娘”，工整得近乎精致。

但我覺得影片最值得嘉獎的還是其不吝自嘲的精神。沒有那些調侃與歌舞，剩余的便只有干巴巴的勵志。自嘲也使得影片脫離了現(xiàn)實主義的調子，不會變成義正言辭的空洞鼓噪，要不然，這個純理想主義的空談還真難于自圓其說。人人都知道蘭喬說得極對，卻也都知道他那一套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將處處碰壁。理想面對現(xiàn)實為什么總是撞得粉碎？這可不是簡單歸類為缺乏激情或充滿恐懼便能解釋一切的，更多的時候，再高歌“一切都好”也只不過是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長輩的期許、同儕的壓力、生存的必須、機會的稀缺，天賦的不可求、一次又一次向理想主義證明特立獨行者們的悲慘命運；而死記硬背的模范學生“消音器”才是大眾意義上的成功典范。這個“典范”也許毫無人格魅力，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充其量只能當個打工皇帝；但在一個貧富分化嚴峻，大部分人尚在為溫飽奮斗的第三世界國家里，不先孕育出適合理想成長的土壤就空談理想的實現(xiàn)是多么幼稚啊，那根本就是一條不成功即成仁的血路！要超越生存阻礙，披荊斬棘義無反顧地追求理想當然可歌可泣，但這其中必須跨越的灰色地帶可比電影一筆帶過十年的笑談殘酷得多，不一定白骨涔涔，可至少也血淚斑斑。已經浪漫化了的好萊塢影片《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都還得展示主人公帶著年幼的孩子無家可歸，經過睡廁所、吃救濟的低谷才能抓住機遇，終于奔向成功；《三個傻瓜》將一個獨行者的奮斗艱辛干脆忽略，重點完全放在理想主義的理論之上，沒有調侃，不搞自嘲肯定行不通。

盡管電影終究是一場理想主義的美夢，但它依然觸及了很多非常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包括印度的高自殺率、人才流失、學校死記硬背的教育方法及社會分工的單一和就業(yè)選擇的匱乏。印度所面對的這些社會問題和中國頗有交集，這也是為什么我這個也曾深切體會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升學壓力的中國觀眾會頗感共鳴。影片將近結尾還有一處令我很是意外：一直對蘭喬深惡痛絕的校長“病毒”在暴雨積水中語重心長地勸戒他“你不可能總是對的”。盡管影片不可能真正走向現(xiàn)實主義的方向，但起碼，這一點懇切的誠實頗為難得。

特立獨行的蘭喬是個只能生活在電影里的虛擬人物，但他所代表的那份理想主義的勇氣與執(zhí)著依然令人敬畏。他就是葉芝在《當你老了》中所全心熱愛的“朝圣者的靈魂”。我愿意看到他成名成家，終于抱得美人歸，哪怕這一切真的只能是夢。